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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已到彌留之際，當他清醒過來時，對身邊的人員說：「你去給中央打一個電話，中央讓我活幾天，我就活幾天！」就這樣一直撐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當時消息還未正式公佈，但群眾一看醫院內外的動靜就猜出大事不好。這天總理的保健醫生外出辦事，一個熟人攔住問：「是不是總理出事了，真的嗎？」他不敢回答，稍一遲疑，對方轉身就走，邊走邊哭，終於放聲大哭起來。九個月後，百姓心中的這股怨氣，一舉掀翻了「四人幫」。
總理在死後又一次救了黨。
宋代歐陽修寫過一篇著名的《朋黨論》，指出有兩種朋黨，一種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祿利，所貪者財貨」；一種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萬眾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以周公為首。這就是周滅商的道理。
周恩來在重慶時就被人稱周公，直到晚年，他立黨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鮮明。「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周公只不過是「一飯三吐哺」，而我們的總理在病榻上還心憂國事，「一次輸液三拔針」啊。如此憂國，如此竭誠，怎麼能不天下歸心呢？
總理的五無是勞而無怨。
周總理是中國革命的
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義，「八一」起義，萬里長征，三大戰役，這種真刀真槍的事他干；地下特科鬥爭，國統區長駐虎穴，這種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後政治工作、經濟工作、文化工作，這種大管家的煩人雜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這種在夾縫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他人生的最後一些年頭，直到臨終，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塊徽章 ，是「為人民服務」。如果計算工作量，他真正是黨內之最。
周恩來是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住進醫院的，據資料統計，一至五月共一百三十九天，他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時有九天；十四至十八小時有七十四天；十九至二十三小時有三十八天；連續二十四小時有五天。只有十三天工作在十二小時之內。而從三月中旬到五月底，兩個半月，日常工作外，他又參加中央會議二十一次，外事活動五十四次，其他會議和談話五十七次。他像一頭牛，只知道負重，沒完沒了地受苦，有時還要受氣。
一九三四年，因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和洋顧問李德的指揮之誤，紅軍丟了蘇區，血染湘江，長征北上。這時周恩來是軍事三人團成員之一，他既要負失敗之責，又要說服博古恢復的指揮權，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勸了金枝，回過頭來又勸駙馬。一九三八年，他右臂受傷，兩次治療不癒，只好遠走蘇聯。醫生說為了徹底好，治療時間就要長一些。
他卻說時局危急，不能長離國內，只短住了六個月。最後還是落下個臂伸不直的殘疾。而也是治病，也是這個時局，卻在蘇聯從一九三八年住到了一九四一年。「文化革命」中，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他像老母鷄以雙翅護雛，防老鷹叼食一樣盡其所能保護幹部。
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周恩來苦苦說服無效，最後震怒道：我就站在大會膛口，看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這時國家已經癱瘓，全國除少數造反派許多人都成了逍遙派，而周恩來始終是一個苦撐派，一個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門的力士，放不下，走不開。每天無休止地接見，無休止地調解。飯都闌及吃，服務員只好在茶杯裡調一點麵糊。
「文革」中幹部一層層地被打倒。他周圍的戰友，副總理、政治局委員已被打倒一大片，連國家主席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個。他連這種「休息」的機會也得不到啊。全國到處點火，留一個周恩來東奔西跑去救火，這真是命運的捉弄。
他坦然一笑說：「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大廈將傾，只留下一根大柱。這柱子已經被壓得吱吱響，已經出現裂紋，但他還是咬牙苦撐。由於他的自我犧牲，他的厚道寬容，他的任勞任怨，革命的每一個重要關頭，每一次進退兩難，都離不開他。許多時候他都左右逢源，穩定時局，但許多時候，他又只能被人們作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
歷史上向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領導人換了多少，卻人人要用周恩來。他的過人才幹害了他，他的任勞任怨的品質害了他，多苦、多難、多累、多險的活，都由他去頂。
一九五七年年底，晰經濟出現急功近利的苗頭，周恩來提出反冒進。大怒，連續開會發脾氣。一月初杭州會議，毛說：你脫離了各省、各部。一月中旬南寧會議，毛說：「你不是反冒進嗎？我是反反冒進的。
」這時柯慶施寫了一篇升虛火的文章，毛說：恩來，你是總理，這篇文章你寫得出來嗎？八月成都會議，周恩來檢查，毛還不滿意，表示仍然要作為一個犯錯誤的例子再議。從成都回京後，一個靜靜的晚，西廳涼如水，周恩來把秘書叫來說，「我要給主席寫份檢查，我講一句，你記一句。」但是他枯對孤燈，常常五六分鐘說不出一個字。冒進造成的險情已經四處露頭，在對下與對上、報國與「忠君」之間，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