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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拱間，虜犯邊郡，北面部署言：「文安、大城二縣監軍段重誨等棄城遁，請論以軍法。」帝遣中使就斬之。既行，謂曰：「此得非所管州軍召之邪？往訊之乃決。」使至，果訊得乾寧牒令部送民入居城，非擅離所部，遽釋之。
咸平間，有三司軍將趙永昌者，素凶暴，督運江南，多為奸臓。知饒州韓昌齡廉得其狀，乃移轉運使馮亮，坐決杖停職。遂撾登聞鼓，訟昌齡與亮訕謗朝政，仍偽刻印，作亮等求解之狀。真宗察其詐，于便殿自臨訊，永昌屈伏，遂斬之，釋亮不問，而昌齡以他事貶郢州團練副使。曹州民蘇莊蓄兵器，匿亡命，豪奪民產，積臓計四十萬。御史台請籍其家，帝曰：「暴橫之民，國有常法，籍之，斯過也。」論如律。其縱舍輕重，必當於義，多類此。
凡歲饑，強民相率持杖劫人倉廩，法應棄市，每具獄上聞，輒貸其死。真宗時，蔡州民三百一十八人有罪，皆當死。知州張榮、推官江嗣宗議取為首者杖脊，余悉論杖罪。帝下詔褒之。遣使巡撫諸道，因諭之曰：「平民艱食，強取餱糧以圖活命爾，不可從盜法科之。」天聖初，有司嘗奏盜劫米傷主，仁宗曰：「饑劫米可哀，盜傷主可疾。雖然，無知迫于食不足耳。」命貸之。五年，陝西旱，因詔：「民劫倉廩，非傷主者減死，刺隷他州，非首謀又減一等。」自是，諸路災傷即降敕，饑民為盜，多蒙矜減，賴以全活者甚眾。司馬光時知諫院，言曰：「臣聞敕下京東、西災傷州軍，如貧戶以饑偷盜觔斗因而盜財者，與減等斷放，臣竊以為非便。《周禮》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率皆推寬大之恩以利於民，獨于盜賊，愈更嚴急。蓋以饑饉之歲，盜賊必多，殘害良民，不可不除。頃年嘗見州縣官吏，有不知治體，務為小仁。遇凶年，劫盜觔斗，輒寬縱之，則盜賊公行，更相劫奪，鄉村大擾，不免廣有收捕，重加刑闢，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與減等斷放，是勸民為盜也。百姓乏食，當輕徭薄賦、開倉振貸以救其死，不當使之自相劫奪。今歲府界、京東、京西水災極多，嚴刑峻法以除盜賊，猶恐春冬之交饑民嘯聚，不可禁禦，又況降敕以勸之。臣恐國家始於寬仁，而終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殺人更多也。」事報聞。
帝嘗禦邇英閣經筵，講《周禮》「大荒大札，薄征緩刑」。楊安國曰：「緩刑者，乃過誤之民耳，當歲歉則赦之，憫其窮也。今眾持兵杖劫糧廩，一切寬之，恐不足以禁奸。」帝曰：「不然，天下皆吾赤子也。一遇饑饉，州縣不能振恤，饑莩所迫，遂至為盜，又捕而殺之，不亦甚乎？」
仁宗聽斷，尤以忠厚為主。隴安縣民誣平民五人為劫盜，尉悉執之，一人掠死，四人遂引服。其家辨于州，州不為理，悉論死。未幾，秦州捕得真盜，隴州吏當坐法而會赦，帝怒，特貶知州孫濟為雷州參軍，余皆除名流嶺南。賜錢粟五家，復其役三年。因下詔戒敕州縣。廣州司理參軍陳仲約誤入人死，有司當仲約公罪應贖。帝謂審刑院張揆曰：「死者不可復生，而獄吏雖廢，復得敘官。」命特治之，會赦勿敘用。尚書比部員外郎師仲說請老，自言恩得任子，帝以仲說嘗失入人死罪，不與。其重人命如此。
時近臣有罪，多不下吏劾實，不付有司議法。諫官王贄言：「情有輕重，理分故失，而一切出於聖斷，前後差異，有傷政體，刑法之官安所用哉？請自今悉付有司正以法。」詔可。近臣間有干請，輒為言官所斥。諫官陳升之嘗言：「有司斷獄，或事連權幸，多以中旨釋之。請有緣中旨得釋者，劾其干請之罪，以違制論。」許之。仁宗于賞罰無所私，尤不以貴近廢法。屢戒有司：「被內降者，執奏，毋輒行。」未嘗屈法以自徇也。知虢州周日宣詭奏水災，有司論請如上書不實法。帝曰：「州郡多言符瑞，至水旱之災，或抑而不聞。今守臣自陳墊溺官私廬舍，意實在民，何可加罪？」
英宗在位日淺，於政令未及有所更制。然以吏習平安，慢于奉法，稍欲振起其怠惰。三班奉職和欽貸所部綱錢，至絞，帝命貸死免杖，刺隷福建路牢城。知審刑院盧士宗請稍寬其罪，帝曰：「刑故而得寬，則死者滋眾，非‘刑期無刑’之道。俟有過誤，貸無傷也。」富國倉監官受米濕惡，壞十八萬石，會恩當減，帝特命奪官停之。
熙寧二年，內殿崇班鄭從易母、兄俱亡於嶺外，歲余方知，請行服。神宗曰：「父母在遠，當朝夕為念。經時無安否之問，以至踰年不知存亡邪？」特除名勒停。四年，王存立言：「嘉祐中，同學究出身，為碭山縣尉，嘗納官贖父配隷罪，請同舉人法，得免丁徭。」帝憫之，復賜出身，仍與注官。九年，知桂州沈起欲經略交阯，取其慈恩州，交人遂破欽，犯邕管。詔邊人橫遭屠戮，職其致寇，罪悉在起，特削官爵，編置遠惡州。
復仇，後世無法。仁宗時，單州民劉玉父為王德毆死，德更赦，玉私殺德以復父仇。帝義之，決杖、編管。元豐元年，青州民王贇父為人毆死，贇幼，未能復仇。幾冠，刺仇，斷支首祭父墓，自首。論當斬。帝以殺仇祭父，又自歸罪，其情可矜，詔貸死，刺配鄰州。宣州民葉元有同居兄亂其妻，縊殺之，又殺兄子，強其父與嫂為約契不訟。鄰里發其事，州為上請，帝曰：「罪人以死，奸亂之事特出葉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無知，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罔其父，又殺其兄，戕其侄，逆理敗倫，宜以毆兄至死律論。」
紹聖以來，連起黨獄，忠良屏斥，國以空虛。徽宗嗣位，外事耳目之玩，內窮聲色之慾，征發亡度，號令靡常。於是蔡京、王黼之屬，得以誣上行私，變亂法制。崇寧五年，詔曰：「出令製法，重輕予奪在上。比降特旨處分，而三省引用敕令，以為妨礙，沮抑不行，是以有司之常守，格人主之威福。夫擅殺生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何格令之有？臣強之漸，不可不戒。自今應有特旨處分，間有利害，明具論奏，虛心以聽。如或以常法沮格不行，以大不恭論。」明年，詔：「凡御筆斷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如違，並以違御筆論。」又定令：「凡應承受御筆官府，稽滯一時杖一百，一日徒二年，二日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三日以大不恭論。」由是吏因緣為奸，用法巧文浸深，無復祖宗忠厚之志。窮極奢侈，以竭民力，自速禍機。靖康雖知悔悟，稍誅奸惡，而謀國匪人，終亦末如之何矣。
高宗性仁柔，其于用法，每從寬厚，罪有過貸，而未嘗過殺。知常州周巳擅殺人，帝曰：「朕日親聽斷，豈不能任情誅僇，顧非理耳。」即命削杞籍。大理率以儒臣用法平允者為之。獄官入對，即以慘酷為戒。台臣、士曹有所平反，輒與之轉官。每臨軒慮囚，未嘗有送下者，曰：「吾恐有司觀望，鍛鍊以為重輕也。」吏部員外郎劉大中奉使江南回，遷左司諫，帝尋以為秘書少監。謂宰臣朱勝非曰：「大中奉使，頗多興獄，今使為諫官，恐四方觀望耳。」其用心忠厚如此。後詔用刑慘酷責降之人，勿堂除及親民，止與遠小監當差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