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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七年七月，詔復有事于明堂，有司言：「皇祐參用南郊百神之位，不應祭法。宜如隋、唐舊制，設昊天上帝、五方帝位，以真宗配，而五人帝、五官神從祀，余皆罷。又前一日，親享太廟，嘗停孟冬之薦，考詳典禮，宗廟時祭，未有因嚴配而輟者。今明堂去孟冬畫日尚遠，請復薦廟。前者祖宗並侑，今用典禮獨配；前者地祇、神州並享，今以配天而罷。是皆變于禮中之大者也。《開元》、《開寶》二禮，五帝無親獻儀。舊禮，先詣昊天奠獻，五帝並行分獻，以侍臣奠幣，皇帝再拜，次詣真宗神坐，于禮為允。」而帝欲盡恭於祀事，五方帝位並親獻焉。朝廟用犢一，羊七，豕七；昊天上帝、配帝犢各一，羊、豕各二；五方、五人帝共犢五，豕五，羊五；五官從祀共羊、豕十。
英宗即位，禮官議仁宗配明堂，知制誥錢公輔等言：「《孝經》曰：‘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又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以周公言之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是時，政則周公，祭則成王，亦安在必嚴其父哉？《我將》之詩是也。真宗則周之武王，仁宗則周之成王，雖有配天之業，而無配天之祭，未聞成、康以嚴父之故，廢文王配天之祭而移之。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祭，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漢明始建明堂，以光武配，當始配之代，適符嚴父之說，章、安二帝亦弗之變，最為近古而合乎禮。唐中宗時，則以高宗配；在玄宗時，則以睿宗配；在永泰時，則以肅宗配。禮官不能推明經訓，務合古初，反雷同其論以惑時主，延及于今，牢不可破。仁宗嗣位之初，儻有建是論者，則配天之祭常在乎太宗矣。願詔有司博議，使配天之祭不膠于嚴父，而嚴父之道不專乎配天。」
觀文殿學士孫抃等曰：「《易》稱‘先王作樂崇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祖、考並可配天，符于《孝經》之說，不可謂必嚴其父也。祖、考皆可配郊與明堂而不同位，不可謂嚴祖、嚴父其義一也。雖周家不聞廢文配而移于武，廢武配而移于成，然《易》之配考，《孝經》之嚴父，歷代循守，不為無說。魏明帝祀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史官謂是時二漢之制具存，則魏所損益可知，亦不可謂章、安之後配祭無傳，遂以為未嘗嚴父也。唐至本朝講求不為少，所以不敢異者，舍周、孔之言無所本也。今以為《我將》之詩，祀文王于明堂而歌者，安知非孔子刪《詩》，存周全盛之《頌》被于管弦者，獨取之也？仁宗繼體守成，置天下于泰安四十二年，功德可謂極矣。今祔廟之始，抑而不得配帝，甚非所以宣章嚴父之大孝。」
諫官司馬光、呂誨曰：「孝子之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逾也。《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下此，皆不見于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之文。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周公有聖人之德，成太平之業，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德莫大於孝’答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然後為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景祐中，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比周之后稷，太宗、真宗為帝者之宗，比周之文、武，然則祀真宗于明堂以配上帝，亦未失古禮。仁宗雖豐功美德洽于四海，而不在二祧之位，議者乃欲捨真宗而以仁宗配，恐于祭法不合。」詔從抃議。
御史趙鼎請遞遷真宗配雩祭，太宗配祈谷、神州，用唐故事。學士王珪等以為：「天地大祭有七，皆以始封受命創業之君配神作主，明堂用古嚴父之道配以近考，故在真宗時以太宗配，在仁宗時以真宗配，今則以仁宗配。仁宗始罷太宗明堂之配，太宗先已配雩祀、祈谷及神州之祭，本非遞遷。今明堂既用嚴父之道，則真宗配天之祭于禮當罷，不當復分雩祭之配也。」治平四年九月，大享明堂，以英宗配。
元豐，詳定禮文所言：「祀帝南郊，以天道事之，則雖配帝用犢，《禮》所謂‘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是也。享帝明堂，以人道事之，則雖天帝用太牢，《詩》所謂‘我將我享，維羊維牛’是也。自梁用特牛，隋、唐因之，皆用特牲，非所謂以人道享上帝之意也。皇祐、熙寧所用犢與羊、豕，皆未應禮。今親祠上帝、配帝、五方帝、五人帝，請用牛、羊、豕各一。」太常禮院言：「今歲明堂，尚在慈聖光獻皇后三年之內，請如熙寧元年南郊故事，惟祀事用樂，鹵簿鼓吹、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自是，凡國有故皆用此制。
六月，詔曰：「歷代以來，合宮所配，雜以先儒六天之說，朕甚不取。將來祀英宗皇帝于明堂，惟以配上帝，余從祀群神悉罷。」詳定所言：「按《周禮》有稱昊天上帝，有稱上帝，有稱五帝者，一帝而已。將來祀英宗于明堂，合配昊天上帝及五帝，欲以此修入儀注。」並據知太常禮院趙君錫等狀：「按《周官》掌次職曰：‘王大旅上帝，則張氈案；祀五帝，則設大次、小次。’又司服職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明上帝與五帝異。則宗祀文王以配上帝者，非可兼五帝也。自鄭氏之學興，乃有六天之說，而事非經見。晉泰始初，論者始以為非，遂於明堂惟設昊天上帝一坐而已。唐《顯慶禮》亦然。請如詔祀英宗于明堂，惟配上帝，以稱嚴父之意。」又請：「以莞席代稿秸、蒲越，以玉爵代匏爵，其豆、登、簋、俎、尊、罍並用宗廟之器，第以不稞，不用彞瓚。罷爟火及設褥，上帝席以稿秸，配帝席以蒲越，皆加褥其上。飲福受胙，俟終三獻。」並從之。
監察御史裡行王祖道言：「前詔以六天之說為非古，今復欲兼祀五帝，是亦六天也。禮官欲去四圭而廢祀神之玉，殊失事天之禮。望復舉前詔，以正萬世之失。」仍並詔詳定合用圭、璧。詳定所言：「宋朝祀天禮以蒼璧，則燎玉亦用蒼璧；禮神以四圭有邸，則燎玉亦用四圭有邸。而議者欲以蒼璧禮神，以四圭有邸從燎，義無所主。《開寶》、《開元禮》，祀昊天上帝及五帝于明堂，禮神燔燎皆用四圭有邸。今詔唯祀上帝，則四圭有邸，自不當設。宜如南郊，禮神燔燎皆用蒼璧。」又請：「宿齋于文德殿，祭之旦，服通天冠、絳紗袍，至大次，改祭服行事，如郊廟之禮。」
先是，三省言：「按天聖五年南郊故事，禮畢行勞酒之禮，如元會儀。今明堂禮畢，請太皇太后禦會慶殿，皇帝于簾內行恭謝禮，百僚稱賀訖，升殿賜酒。」太皇太后不許，詔將來明堂禮畢，更不受賀，百官並于內東門拜表。九月辛巳，大享于明堂。禮畢，詣景靈宮及諸寺觀行恭謝禮。元符元年，尚書左丞蔡卞言：「每歲大享明堂，即南郊望祭殿行禮，制度隘窄，未足以仰稱嚴事之意。今新作南郊齋宮端誠殿，實天子潔齋奉祠及見群臣之所，高明邃深，可以享神，即此行禮，于義為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