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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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聲——最後的回憶　六月中旬。天氣悶熱；城裡簡直沒法待：塵土飛揚，石灰遍地，到處在翻蓋房屋，到處是滾燙的石頭，蒸發出來的各種怪味污染了空氣....但是聽，啊，多開心呀！什麼地方響起了雷聲；漸漸地，天上彤雲密佈；起風了，風過處，大街上下，塵土飛揚，向前飛旋。幾滴很大的雨點重重地落在地面上，緊接着，整個天空都好像裂開了，城市上空，瓢潑大雨翻江倒海似的奔流而下。過了半小時，又出太陽了，我推開我那陋室的窗戶，貪婪地，敞開我那疲憊的胸懷，吸進了一口新鮮空氣。我在一片迷醉中，本來已經想擲下我那支禿筆，拋開一切工作，也拋開那個老闆，上瓦西里島去找我的那幾位故舊。雖然這對我的誘惑力很大，但是我還是壓下了內心的衝動，重新玩命地伏案寫作：無論如何也要寫完！老闆有令，否則不給錢。那兒在等我，但是到晚上我就自由了，像風一樣徹底自由了，這兩天兩夜我寫了三個半印張①，今晚將是對我的犒勞。　　好啦，這篇東西終於寫完啦；我擲下筆，站了起來，感到腰痛、胸痛，頭昏腦脹。我知道，這時候我的神經已經極度衰弱，我彷彿聽見給我看病的那位老大夫最近對我說過的話：「不，任何健康的身體都經不住這樣折騰，因為這是辦不到的！」不過這暫時總算辦到了！我的頭暈暈乎乎；我差點都站不住了，但是快樂，無邊的快樂充滿了我的心。我的中篇小說總算寫完了，我雖然欠了老闆很多錢，但是現在看到戰利品已經到手，總該多少給我點錢吧——哪怕就五十盧布呢，我已經很久沒有看見自己手裡有過這麼一大筆錢了。自由和金錢！....我興高采烈地抓起禮帽，挾起手稿，飛也似的跑了出去，想趁我那最最親愛的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①還在家的時候碰上他。

①舊俄及現在俄羅斯的稿費計酬單位，一印張約合五萬印刷符號。

我碰到他的時候，他正要出門。他也剛剛做完一筆雖非文學買賣，但也是一筆十分有利可圖的買賣，他跟一個黑臉的猶太佬在他的書房裡連續坐了兩個小時後，終於把他送走了。他客客氣氣地向我伸出了手，同時用他那又柔軟又好聽的男低音問候了我的健康。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人，不是開玩笑，我對他非常感激。他在文學界終其身不過是個做買賣的老闆——他又有什麼過錯呢？他明白，搞文學就得有搞出版的老闆，而且這道理他明白得很及時，他理應受到尊敬，為此也理應享受榮耀——自然，我說的是買賣人的榮耀。

他笑容可掬地聽到我的小說寫完了，這樣，下期雜誌的主要欄目就有了保障，他感到很驚訝，我怎麼會如期完稿的，他說這話時又說了幾句讓人聽了非常受用的俏皮話。然後他便走到他那口鐵皮箱子前，給了我他答應的五十盧布，同時又遞給我一本對我持敵對態度的厚厚的雜誌，指了指批評欄裡的一篇文章，那裡有兩句話提到我最近發表的一部中篇小說。

我一看：文章署名「文抄公」。該文既沒有罵我，也沒有捧我，因此我十分滿意。但是「文抄公」又云。我的作品總有「一股汗臭」，這就是說，我寫這些東西時流了很多汗，出了許多力，改來改去，讓人覺得噁心②。

我跟我那位出書老闆哈哈大笑。我告訴他，我的上一部中篇是用兩夜時間寫成的。而現在又花了兩天兩夜寫了三個半印張——如果這位曾經指責我寫小說太費勁，也太慢的「文鈔公」知道此事後，不知作何感想③。

「話又說回來，伊萬·彼得羅維奇，這也要怪您自己。幹嗎一拖再拖，非得連夜寫作才行呢？」

①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兼雜誌編輯A．A．克拉耶夫斯基（一八一一—一八八九），他以不擇手段地剝削作家著稱。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說他「一輩子都不把文學事業當作一種事業，而是看成一種買賣」。

②此處影射俄國批評家德魯日寧（一八二四-一八六四）發表在《現代人》雜誌上的《外地讀者來信》，文章未署名，信中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說《涅陀契卡·涅茲凡諾娃》，並說作者的小說寫得「很吃力」，「有一股汗臭」，某些修飾和加工也是「多餘的」。

③陀思妥耶夫斯基由於急需錢用和受到出版商的催逼，文稿期很緊，因此寫作很匆忙。

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當然是一位非常可愛的人，雖然他有個與眾不同的弱點——一總愛在他自己也疑心對他知之甚深的人面前誇耀自己的文學見解。但是我並不想同他討論文學問題，我拿到錢後便拿起帽子。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要上島區①自己的別墅去，他聽說我要去瓦西里島，便主動提出用他的車送我。

「我新買了一輛馬車；您沒看見？漂亮極了。」

我們下樓走到大門口。這馬車的確非常漂亮，因此，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在擁有這輛馬車之初感到異常得意，甚至感到一種內心的需要，非讓朋友們坐坐他的馬車，隨路送送他們不可。

在馬車裡，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又幾次談起當代文學。在我面前，他是不以為恥的，竟泰然自若地拾人牙慧，把最近他從某些文學家那裡的聽來的的各種見解鸚鵡學舌地重複一遍，他對這些文學家是信任的，對他們的見解他也是尊重的。然而，有時候，他也會尊重一些奇談怪論。有時候，他也常常把別人的意見弄錯，或者張冠李戴，用得不是地方，結果胡說八道一氣，貽笑大方。我坐著，默默地聽著他說話，有些人的嗜好居然如此廣泛和千奇百怪，不由得使我感到驚訝。「就拿這個人說吧，」我暗自尋思，「這人拚命掙錢；還嫌不夠，他還要名氣，文壇上的名氣，一個好的出版商和批評家的名氣！」

而眼下他極力向我詳細說明一種文學思想，這想法是他大約三天前從我那裡聽去的，當時，也就是三天前，他曾經反對過這個看法，曾經跟我爭論過，可現在他卻攫為己有，當成他自己的想法了。但是這樣的健忘症在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是屢見不鮮的，因此在他所有的熟人和朋友中間，他的這一無傷大雅的弱點也就盡人皆知了。他現在坐在自己的馬車裡高談闊論，是何等愜意，何等志得意滿，又何等悠閒自在啊！他談的是文壇上的學術問題，甚至他那文縐縐的男低音也顯出一副學者氣派。漸漸地，他又犯起了自由主義的毛病，轉而採取一種天真的懷疑態度，說什麼在我們文學界，進而至於無論在什麼界，任何時候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誠實和謙虛可言，而只有「互相打對方的耳光」——特別是在簽約之初。我暗自想道，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傾向于把任何一個誠實而又真誠的文學家（就因為他們太誠實和太真誠了），如果不是當成傻瓜的話，起碼也當成糊塗蟲。不用說，所以產生這樣的見解，無非是因為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過于天真了。

①彼得堡的涅瓦河口有許多大小不等的島嶼，是彼得堡市區的一部分，有些地方很熱閙，有些地方很幽靜。

但是我已經不再聽他說話了。在瓦西里島，他讓我下了馬車，我連忙向我的那兩位老人家跑去。總算到了十三條，總算看見了他們的小屋。安娜·安德烈耶夫娜一看見我就伸出一個手指警告我，向我連連擺手，噓噓連聲，讓我小點聲，別嚷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