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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他們就比較困難些。我在巴黎比較知名，同時，巴黎人不那麼傾向于仇恨，因而也就不那麼容易接受仇恨的影響。為了更巧妙地打擊我，他們先宣揚說，是我離開了他們（見德萊爾函。乙札第三號）。由此，他們就假裝着始終還是我的朋友，巧妙地散佈着他們的惡意中傷，表面上顯得是對他們的朋友的不義行為的抱怨。
這就使得一般人不那麼提防，較易於聽信他們而對我加以譴責了。他們對我背信和忘恩的暗中指責，進行得比較小心翼翼，唯其如此，也就越發有效。我知道他們栽誣我許多令人髮指的罪行，卻絶對無法打聽到他們說的這些罪行究竟有些什麼內容，我從甚囂塵上的傳聞中所能推測出來的一切，就是傳來傳去都不外乎的這四大罪狀：一、我退隱在鄉間；二、我對烏德托夫人的愛情；三、拒絶陪埃皮奈夫人去日內瓦；四、遷出退隱廬。如果在此以外他們還加上了些什麼別的怨嫌，他們採取的措施可真是太周密了，我一直就根本沒法知道怨嫌的理由究竟是什麼。
我相信，掌握著我命運的那班人後來付諸實施的那套計謀，就是在這個時期制訂出來的。這套計謀進展與見效之速，如果一個人不知道一切助人為惡的事是多麼易於搞起來的話，一定會驚為奇蹟。現在我必須把我在這套陰暗而深邃的計謀中所能看得清楚的部分，努力用三言兩語來說明一下。
雖然我在歐洲已經享有盛名，我還是保持了我初期喜好的那種淳樸。我對一切所謂黨呀、派呀、勾心鬥角呀，都恨入骨髓，這種恨就維持了我的自由、獨立，除了我的心靈有種種依戀而外，就沒有其他束縛。因為我是獨自一人．遠在異國，與世隔絶，既無依靠，又無家庭，只堅持我的原則和義務，所以我大膽地走着正直的道路，絶不有損于正義與真理而諂媚和敷衍任何人。而且，兩年來我退隱在孤寂之中，不通消息，斷絶世務，對一切外事既無所聞知，也絶無好奇之心，所以我雖住在離巴黎四里約的地方，卻由於我不聞不問，就彷彿住在提尼安島上，和這個京城遠隔重洋。
格里姆、狄德羅、霍爾巴哈則相反，他們都處在漩渦的中心，生活在最上流的社會裡，交際極其廣闊，整個上流社會的各部門，差不多就由他們三人全部瓜分了。顯貴呀、才子呀、文學家呀、律師呀、女人呀，他們到處都能串通一氣，叫所有這些人都聽他們的話。人們應該已經看到，這種地位，使緊密聯合在一起的三個人，對於處在我這樣地位的一個第四者，具有何等的優勢了。誠然，狄德羅和霍爾巴哈並不是（至少我不能相信是）搞什麼十分毒辣陰謀的人，一個無此險惡，另一個無此狡黠，但是唯其如此，他們也就搭配得更好。只有格里姆一人在腦子裡想他的方案，對其他三人，只把他們必須知道才能配合執行的部分告訴他們。他在他們心目中的威信使他很容易獲得這種配合，而全盤計謀的效果也是跟他高超的本領相稱的。
正是憑着這個高超的本領，感到他從我們雙方不同的地位中所能取得的優勢，他就策划著要把我的名聲徹底地毀滅掉，並給我製造一個截然相反的名聲，而同時又不牽累到他自己。入手的辦法就是先在我的周圍築起一道陰影之牆，使我不可能鑿通這道圍牆來看見他的陰謀活動，揭開他的假面具。
這項工作是困難的，因為必須矇蔽那些配角，使他們看不見其中的不義之處。必須欺騙那些正派人，把所有的人都從我的身邊拉開，不給我留下一個朋友，不論這朋友有無地位。無論如何，絶不能讓半句真話透露到我的耳朵裡。只要有一個仁人君子對我說：「你還充有德行的人呢，可是人家是這樣看待你的，人家是根據這個來評判你的，你還有什麼可說的呢？」那麼，真理就勝利了，格里姆就完蛋了。他也知道這一點，擔是他探測過自己的心，而且對人們的能耐估計得一清二楚。我為人類的光榮感到遺憾的是：他計算得太準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