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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方面的工作又構成了另一種分心，對我日常工作的妨害不下于疾病。我的文章一出版，那些文藝衛道士就不約而同地撲到我身上來了。我一看，那麼多的若斯先生連問題都沒有搞懂，就想拿出大師的派頭來下斷語，我就拿起筆來，狠狠地教訓了他們幾個，使得沒有人敢支持他們。有個什麼戈蒂埃先生，南錫人，是第一個倒在我的筆下的。在我寫給格里姆先生的一封信中，我把他結結實實地教訓了一番。第二個就是斯塔尼斯拉夫王本人，他卻沒有肯跟我較量下去。承他那麼看得起我，我在答覆他時不得不換個筆調，我採取了一種更加莊重的筆調，但同樣強硬有力；我一方面不對作者失敬，另一方面卻又充分駁斥了他的作品。我知道有個耶穌會教士叫默努神父的，在那篇作品裡插過手。我就憑我的判斷，辨別出哪些是國王的手筆，哪些是僧侶的手筆；我毫不留情地抨擊所有耶穌會派的語句，順便還抓住了一個顛倒時代的錯誤，這個錯誤，我深信只有那神父才搞得出來的。這篇文章，我不知道為什麼沒有象我別的文章那樣出名，但直到現在為止，在它那一類型中是篇獨一無二的作品。我抓住這個送上門的機會，在這篇文章裡使公眾知道，一個平頭百姓也能捍衛真理，乃至和一個君主抗衡。同時也很難選擇一種筆調，能比我為答覆他而採取的筆調更高傲更恭敬的了。我總算很幸運，遇到這樣一個對手，我心裡對他充滿着欽敬之忱，又能把這欽敬之忱向他表達出來而不失之於諂佞；我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卻又始終不失身份。我的朋友們為我驚慌起來，以為我巴士底獄是坐定了。這種畏懼，我連片刻都不曾有過。我完全做對了。那位善良的國王看到我的答覆之後說：「我領教了，再也不惹他了。」從那時候起，我就受到他種種不同的欽敬和善意的表示，其中有幾次我將來是要提到的；而我那篇文章因此也就在法國和歐洲平平安安地流傳，沒有誰再從中尋找可指摘之處了。
不多時以後，我又有了另外一個文敵，是我沒有料想到的，就是里昂的那位博爾德先生。十年前他曾對我很表好感，幫過我好幾次忙。我並沒有忘記他，但是由於懶，就把他疏忽了；我沒有把我的所有作品送給他，因為沒有現成的機會，這就是我的不是了；於是他就攻擊我，不過還算客氣，我也答覆得同樣客氣。隨後他又進一步駁我，這就使我寫出了最後一篇答覆，他對這篇答覆沒有再說第二句話，可是他成了我最凶惡的敵人，抓住我倒霉的時候寫了些惡毒的謗書來攻擊我，而且為了加害於我，還特地跑了一趟倫敦。
這場筆戰使我忙得不可開交，浪費了許多抄樂譜的時間，于真理的闡揚既無多大補益，於我的錢囊更沒有帶來進項，當時我的書商叫比索，他付給我那些小冊子的報酬總是很少，常常一點都不給。就拿我第一篇文章為例吧，我就沒有得到一文錢：狄德羅是白送給他的。他為我的小冊子給我的那點錢也需要等候很久，一個蘇一個蘇地向他要。這時候，我抄樂譜的工作不行了。我同時乾著兩個行業：這正是兩敗俱傷的辦法。
這兩種行業還在另一方面互相矛盾着，因為它們逼我採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初期作品的成功使我成了時髦人物。我選定的職業又刺激着人們的好奇心，人們總是想認識一下這個怪人：他不求任何人，只想生活得自由自在，樂其所樂，別的什麼也不管。這樣一來，我的計劃全被破壞了。我的房間裡總有客人，他們以種種不同的藉口來侵佔我的時間。女士們耍出種種手腕邀我做她們的座上客。我越粗聲厲氣地對人，人家就越發盯住我。我不能把大家全都拒絶掉呀。要拒絶就得招來無數的仇人，要敷衍就得聽人家擺佈。不管我怎樣應付，一天裡沒有一個鐘頭時間是屬於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