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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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描繪使李香君成為我國戲曲舞台上最光輝的婦女形象之一。柳敬亭、蘇昆生原來都是阮大鋮的門客，當他們看到了復社文人的《留都防亂揭》，知道阮大鋮是魏閹的黨羽，就拂衣而去。後來左良玉不顧大局，要領兵東下，柳敬亭就不辭辛苦去勸阻。阮大鋮逮捕復社文人下猶，蘇昆生又主動去向左良玉求救。到明亡之後，他們寧願歸隱漁樵，不願做清朝的順民，他們的堅強性格和阮大鋮之流形成鮮明的對照。特別是柳敬亭，他的豪爽、俠義性格和一個民間藝人所具有的幽默、詼諧相結合，表現了高度樂觀主義精神。然而這些人物的社會地位和生活道路，使他們只能把國家民族的希望寄託在愛國將領和復社文人身上。當復社文人失敗了，愛國將領犧牲了，他們的希望也跟着落空，結果就入道的入道，歸隱的歸隱，一個走向消極避世的道路。

從《桃花扇》裡這一系列的描繪看，它確是通過了侯方域、李香君的兒女之情，表現了南明王朝的興亡之恨，使讀者或觀眾痛恨權奸的誤國，叛將的投降，惋惜復社文人的沉迷，同情城市下層人民的反權奸鬥爭和愛國將領的寧死不屈。作者在作品裡從愛國思想出發所表現的愛憎也基本是分明的。然而決定於作者的封建正統觀念，他對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始終抱著敵視的態度，劇中罵起義軍是流賊，還把以鎮壓農民起義起家的左良玉當作像史可法一樣的愛國將士來歌頌。左良玉哭祭崇禎時說：「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就是罵那班文臣武將鎮壓農民起義無能。同時作者雖然懷着對明朝興亡的遺恨，表現了一定的愛國思想，但由於本身是清朝的官吏，又加上清朝統治的嚴酷，作者對當時的民族矛盾就只能採取迴避的態度。他不僅稱讚清兵「殺退流賊，安了百姓，替明朝報了大仇」(《閒話》)，還謳歌康熙聖朝的祥瑞；不僅迴避了清兵血洗揚州的慘劇，在結局裡還掩蓋了侯方域的變節，這就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侷限了作品的思想成就。

文學史上原有不少傳奇通過男女主角的離合悲歡，串演一代興亡的歷史故事，但《桃花扇》的出現，卻使這類創作達到新的藝術高度，它把侯、李的離合之情與南明的興亡之感結合得更緊密。與它同時的《長生殿》比之以前的作品如《浣紗記》、《秣陵春》等算是結合得較好的。然而《長生殿》是通過興亡之感來突出李楊的愛情，而不是「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這樣，《長生殿》在下本裡就有部分情節離開了現實形勢來頌揚李、楊生死不渝的愛情，而《桃花扇》寫侯、李的愛情是始終緊密結合明清之際的歷史形勢展開的。由於侯方域本身是參加過復社文人反閹黨的鬥爭和史可法幕府的人物，通過他的一連串舞台活動就有可能比較集中地反映南明王朝內部的各種矛盾。李香君是秦淮名妓，通過她，又正好從側面反映出南明王朝的苟且偷安、腐化墮落。傳奇《媚座》出總批(註：《荀學齋日記》說《桃花扇》評語是孔尚任自己的手筆。《桃花扇本末》則說，「皆借讀者信筆書之」。然而批語中有些完全是作者的語氣，在《桃花扇本末》中，作者也認為這些批語「忖度予心，百不失一」，至少他是完全同意這些看法的。)說：「上半之末，皆寫草創爭鬥之狀，下半之首，皆寫偷安宴樂之情。爭鬥則朝宗分其憂，宴遊則香君罹其苦。一生一旦，為全本綱領，而南朝之治亂系焉。」清楚地說明了作者的藝術構思。

孔尚任在《桃花扇凡例》裡說：「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確考時地，全無假借。至于兒女鍾情，賓客解嘲，雖稍有點染，亦非烏有子虛之比。」原書有《考據》一篇，列舉傳奇中許多重要歷史事實所根據的文獻資料。這種忠於客觀史實的精神，在明清傳奇中，除《清忠譜》外，是沒有可以和它比擬的。然而作者又說：「劇名《桃花扇》，則《桃花扇》譬如珠也，作《桃花扇》之筆譬則龍也。穿雲入霧，或正或側，而龍睛龍爪，總不離乎珠。」這就說明作者不僅忠於歷史事實，同時是通過精心的藝術創造，如排場的起伏轉折，情節的前後照應，角色的分配，曲白的分工等等，使它成為一部優秀的傳奇作品，達到了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較好的結合。《桃花扇》的藝術成就主要表現在這兩方面，從作品的凡例、批語看，它是作者創造性地總結明清傳奇作家創作經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