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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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要求戲曲語言的淺顯，他說：「傳奇不比文章，文章作與讀書人看，故不怪其深；戲文做與讀書人與讀書人同看，故貴淺而不貴深。」並且認為「自古來聖賢所傳之經傳亦只淺而不深」，「能從淺處見才，方是文章高手」。這和當時曲家偏重詞藻典雅華麗的風氣是對立的。他還特別重視賓白的創作，曾說：「曲之有白，就文字論之，則有如經文之於傳注；就物理論之，則如棟樑之於榱桷；就人身論之，則如肢體之於血脈。非但不可相無，且覺稍有不稱，即因此『賤役』，竟作無用觀者。故知賓白一道，當與曲文等視。」

他反對語言的「迂腐」、「艱深」、「隱晦」、「粗俗」、「填塞」，要求語言「尖新」、「潔淨」和有「機趣」，主張少用方言。他還要求準確，提出語言要符合人物個性的主張，他說：「填詞義理無窮，說何人，肖何人，議某事，切某事。」又說：「言者，心之聲也。欲代此一人立言，先宜代此一人立心。若非夢往神遊，何謂設身處地。無論立心端正者，我當設身處地，代生端正之想；即遇立心邪辟者，我亦當舍經從權，暫為邪辟之想。務欲心曲隱微，隨口唾出，說一人，肖一人。勿使雷同，弗使浮泛。若水滸傳之敘事，吳道子之寫生，斯稱此道中之絶技。」

在音律方面，他是主張「恪守詞韻」、「凜遵曲譜」的，但也針對時弊，有所批評。他很不同意當時喜用集曲犯調，生扭數字作曲名的風氣。他說：「只求文字好，音律正，即牌名舊殺，終覺新奇可喜；如以極新極美之名，而填以庸腐乖張之曲，誰其好之。善惡為實，不在名也。」

關於科諢，他提出「戒淫褻」、「忌俗惡」、「重關係」、「貴自然」。主張科諢合于生旦淨醜的身分，自然包孕事理之中。

總之，李漁繼承明人的成就，並結合舞台實際，比較全面而系統地總結了填詞和演習方面的理論，這是難能可貴的。但李漁是道地的幫閒文人，他雖懂得舞台演出的一些竅門，至于戲曲的思想內容和創作傾向方面的論述就很少可取。

他寫的劇本保留下來的有十八種，常見的為《笠翁十種曲》，其中演出最多的《風箏誤》以關目新奇而針線細密著稱；但情節過于巧合，趣味偏于庸俗，是明代阮大鋮一派的繼續。《奈何天》更公開為醜惡的富豪辯護。比較可取的是寫貧苦書生譚楚玉和下層藝人劉藐姑的愛情悲劇《比目魚》，以及根據元人雜劇《柳毅傳書》、《張生煮海》改編的《蜃中樓》。

李漁之後，乾嘉時著名學者焦循(1763-1820)的《劇說》取材一百六十多種有關戲曲記載的書籍，為研究古典戲曲彙集了相當豐富的參考資料。他的《花部農談》是他在柳陰豆棚之下和農民談花部(註：「花部」與「雅部」(即崑曲)對稱，也叫做「亂彈」，它包括京腔、秦腔、弋陽腔、梆子腔、羅羅腔、二簧調等地方劇種在內。)劇目的摘記，具體論述到《鐵丘墳》、《龍鳳閣》、《兩狼山》、《清風亭》、《王英下山》、《紅逼宮》、《賽琵琶》、《義兒恩》、《雙富貴》、《紫荊樹》等劇目，是研究地方戲的可貴資料，也是有價值的評論文章。焦循很重視花部戲曲，他說：「花部原本於元劇，其事多忠季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為之動盪。」「彼謂花部不及崑腔者，鄙夫之見也!」雖然還不免有傳統的封建道德觀念，在當時士大夫輕視花部的情況下還是值得重視的。


第三章　洪昇和長生殿


第一節　洪昇的生平和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