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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經故事的最後完成者是吳承恩(
1510‧-
1582‧)。(註：劉修業《吳承恩年譜》將生年定為弘治十三年(
1500)左右。今按吳承恩《石鼎聯句圖題詞》云：「因憶少小時，侍客談此，仆率爾對曰……回思此對，二十餘年矣!」自署「丙午秋日」。丙午即嘉靖二十五年(
1546)，距此「二十餘年」尚雲「少小」，則吳承恩生年最早當在正德初年(
1510頃)。)他字汝忠，號射陽山人，淮安山陽(江蘇淮安)人，出身于一個從「兩世相繼為學官」，終於沒落為商人的家庭，「髫齡即以文鳴于淮」，卻「屢困場屋」，直到嘉靖二十三年(
1544)，三十多歲時，始補歲貢生；後因母老家貧，作過短期的長興縣丞。但他長期度過的，卻是一種賣文自給的清苦生活。這固然銷磨了他「少年人謾比終軍」的鋭氣和壯志，卻也激發他「迂疏漫浪，不比數于時人」的憤慨和狂傲，使他比較容易接受當時廣大人民迫切要求變革的思想感情。而他的「善諧劇」的風趣，酷愛野史奇聞的癖好，一旦和那種深沉的憤滿情緒結合，便很自然地引起他繼承「志怪」傳統，諷刺社會黑暗的創作動機。他的《禹鼎志》就是寓有鑒戒意味的短篇志怪小說。他的詩如《瑞龍歌》、《二郎搜山圖歌》等，也都表現了借神話傳說，寄託掃蕩邪魔、安民保國的願望。所謂「坐觀宋室用五鬼，不見虞廷誅四凶；野夫有懷多感激，撫事臨風三嘆息：胸中磨損斬邪刀，欲起平之恨無力；救月有矢救日弓，世間豈謂無英雄」，正是通過歌頌二郎神的搜山除妖來寄寓自己的理想的。它的浪漫主義風格，不僅可以和小說《西遊記》互相印證，而且也流露了他創作《西遊記》的旨趣。吳承恩雖處在前後七子「馳鶩天下」的時代，而他的詩文創作卻能獨出胸臆，不入藩籬。這種追求藝術獨創的精神，在小說《西遊記》中，則得到了最充分的發揮。
拿《西遊記》與以前一切取經故事相比，吳承恩再創造的功績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在主題思想上，沖淡了取經故事固有的濃厚的宗教色彩，大大豐富了作品的現實內容；把一個以宣揚佛教精神、歌頌虔誠教徒為主的故事，改造為具有鮮明的民主傾向和時代特徵的神話小說。
(二)在人物處理上，原來備受讚揚的聖僧玄奘受到某些嚴格的批判，退居次要地位；而體現人民理想的孫悟空卻成為全書最突出的中心人物。
(三)將孫悟空「大閙天宮」的故事提到卷首來開宗明義。又把許多人所熟知的神話人物、神話故事有機地組織到取經題材之中，賦予它們以新的意義和新的生命。這些人物、故事，不僅有佛教的，也有道教的；不僅有一般民間傳說，也有作者本人在現實生活啟示下的新創。因此故事內容也越加豐富多采。
(四)以諷刺、幽默的筆調，渲染有關取經故事的神話傳說，賦予作品以獨特的藝術風格。
這就使《西遊記》成為神話小說中最優秀的作品。
第二節 西遊記的思想內容
吳承恩《西遊記》以整整七回「大閙天宮」的故事開始，突出了全書戰鬥性的主題，同時把孫悟空的形象提到全書首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