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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柯記》、《邯鄲記》的本事來源於唐人小說《南柯太守傳》和《枕中記》。它們都是湯顯祖棄官回臨川後的作品。由於同現實政治鬥爭的疏遠和愛子的夭折，他原來潛伏着的消極出世思想滋長了，因此他採取了這兩個在夢中歷盡榮華富貴的小說故事來寫戲，表白他人生無常的思想和對宦海風波的感慨。然而由於湯顯祖在棄官以後對現實政治還表現一定程度的關心，他自己在統治集團裡受盡打擊，終於被排擠出去，也加深入對時代專制政治的認識。這樣，在這兩個表現人生如夢的戲曲裡，仍曲折反映出當時統治階級的勾心鬥角，荒淫無恥，偶然還閃耀着理想的光輝。《南柯記》寫槐安國的政治是「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一年成聚，二年成邑，到三年而成都」。寫南柯郡的治績是「只見青山濃翠，綠水淵環，草樹光輝，鳥獸肥潤。但有人家所在，園池整潔，檐宇森齊。何止苟美，且是興仁興讓」。雖然托之於蟻穴世界的寓言，依然流露了作者從儒家仁政出發的政治理想。《邯鄲記》除了生動地描寫封建官僚在政治上的互相傾軋、生活上的荒淫腐化外，還深入揭露了這些人物的內心活動，而且筆端帶有感情，表現了作家分明的愛憎。如《奪元》出寫司禮太監把皇帝欽點盧生作狀元的消息告訴宇文融時說：「他與滿朝勛貴相知，都保他文才第一，便是本監也看見他字字端楷呢。」既寫出了科場的弊端，同時描畫了司禮太監得了盧生的好處就隨聲附和不懂裝懂的醜態。又如《極欲》出寫崔氏排設家宴，盧生見了二十四名女樂，就發表了一篇女色不可親近的大道理，真是道貌岸然；等到崔氏勸他寫本送還朝廷時，他又引經據典，說「不敢虛君之賜」，把這個大官僚的假道學面孔揭露無餘。到盧生臨死時還對司禮太監乞恩澤、上遺表，說「俺的字是錘王法帖，皇上最所愛重」，更寫盡了這些大官僚的利慾熏心，至死不悟。關目上的特點是在事態發展到極端時突起變化，有利於反映封建統治集團內部尖鋭的政治鬥爭和變化不測的政治情勢，也更為有效地刻劃了在宦海風波里的人情世態。這在《死竄》、《讒快》、《功白》、《召還》等出裡表現得更明顯。當那崖州司戶因宇文融的授意，嚴刑拷問盧生時，正好朝廷使臣來取盧生回朝拜相，並告訴他宇文融已經伏誅。這曾經氣焰不可一世的司戶就馬上自綁謝罪，說小人有眼不識泰山，罪該萬死。如果說《牡丹亭》是通過杜麗娘的出生入死，更多地寄託了作家的理想，《邯鄲記》則是通過盧生的醉生夢死，藝術地再現了那正在走向沒落的明王朝。從藝術成就看，《南柯記》就遠不如《邯鄲記》。《邯單記》除呂翁度人成仙的一頭一尾外，中間寫盧生從夤緣僥倖以科舉起家，直到出將入相，在荒淫無恥的生活中死去，是藝術地概括了封建大官僚一生的歷史的。而《南柯記》中如《禪請》、《情著》、《轉情》等出，几乎完全成了佛教教義的宣揚。劇中主角淳于棼開始是一個嗜酒落魄的狂徒，中間是一個撫愛人民的純吏，到後來又是個和權豪貴族交歡的官僚，人物性格的變化很難找到充分的根據。其寫淳于棼的交歡貴戚，槐安國右相對淳于棼的排擠，雖然也曲折地反映了當時的政治現實，但遠沒有《邯鄲記》的深刻。
湯顯祖除戲曲外，還有《紅泉逸草》、《問棘郵草》等詩文集。他逝世後又有《玉苟堂集》的刊行。現在中華書局出版的《湯顯祖集》就是根據這些集子整理重編的。比之戲曲，湯顯祖詩文的成就和影響都要小得多。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說：「義仍少熟《文選》，中攻聲律。四十以後，詩變而之香山、眉山，文變而之南豐、臨川。」可大略看出他的趨向。他的詩出於友朋酬答的過多，反映現實內容的較少；長篇每多累句，小詩較有情致，又未免出之輕易。他的《覲回宿龍潭》：
是歲春連雪，煙花思不堪。雨中雙燕子，今夕是江南。
用含蓄的筆調表現他對官僚生活的厭倦，可略見他的小詩的風致。他的《聞都城渴雨時苦攤稅》：
五風十雨亦為褒，薄夜焚香沾禦袍。當知雨亦愁抽稅，筆指江南申漸高。
用五代伶人申漸高的故事，把諷刺的筆尖直接指向最高統治者，也是較有意義的作品。他的散文裡部分雜文、書札，表現他對人生、文藝的見解，為我們今天研究這位戲曲作家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第四節 東郭記、紅梅記及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