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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在消滅了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等南方割據勢力以後，
1368年即皇帝位，隨即派大軍掃蕩山東、兩河，直取大都(北京)，逐步完成了全國的統一。明初統治集團中有不少人曾參與過元末農民大起義，因此，他們懂得引起農民起義的原因。朱元璋曾說過：「夫步急則躓，弦急則絶，民急則亂，居上之道，正當用寬，但云寬則得眾，不雲寬之失也。」又說：「天下初定，百姓財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殖之木，不可搖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洪武實錄》)朱元璋懾于「民急則亂」的歷史教訓，斟酌歷朝統治制度上的利弊得失，在經濟上移民墾荒，注意興修水利，實行軍屯，減輕賦稅，使元末戰爭中逃亡的人口，重歸家園；同時又解放工奴，簡約商稅，扶持工商，從而使農業生產和手工業、商業都得到了很快的恢復和發展。在政治上極力鞏固皇權統治，廢除了有一千多年歷史的丞相制度和有七百多年歷史的中書、門下、尚書三省制度，軍政大權攬于一身，這是秦漢以來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惡性發展。為鞏固皇權統治，又大肆殺戮功臣。洪武十三年，興胡黨大獄，加左丞相胡惟庸以私通日本、蒙古罪，凌遲處死。該案延續達十年，「所連及坐誅者三萬餘人」。洪武二十六年又興藍黨大獄，指大將軍藍玉謀為不軌，凌遲處死，「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不可勝數」。到了永樂、宣德時期又削弱諸王權力，和建立內閣制度，進一步鞏固並發展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在文化思想上實現了嚴酷的控制，對封建文人採取了籠絡和高壓的手段。朱元璋曾親自籌劃，開設文華堂招攬人才。明成祖朱棣召集天下文士三千人編纂類書《永樂大典》，凡二萬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為我國文化史上一件大事。他們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學。朱元璋規定「四書」「五經」為國子監的功課，並明令全國府州縣學及閭裡私塾中都要「以孔子所定經書誨諸生，毋以儀、秦縱橫壞其心術(《明書·學校志》)。朱棣又命胡文、楊榮等人修“四書」、「五經」和《性理大全》。在積極提倡理學的同時，又實行以八股文取士的制度。朱元璋和劉基定八股文程式，專從四書五經命題，並只能依朱註解釋，所謂「其文略仿宋經義，然代古人語氣為之」。在形式上又限制在八股體制以為，連字數多寡，也有嚴格規定，這比起唐宋以詩賦策論取士顯然更加有害。它不僅加強了思想和文化的專制統治；在文學上也起了支持保守派的復古主義和助長形式主義的惡劣影響。統治者除了上述籠絡、利用的手段外，還對文人採取了高壓政策。洪武年間規定「寰中(國內)士大夫不為君用，罪該抄殺」。詩人高啟就因辭官被腰斬，蘇州文人姚潤、王謨被征不來，都被斬首抄家。從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的前後十三年中，朱元璋又不斷地大興文字獄。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替人作《謝增俸表》，有「作則垂憲」一句，杭州府學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為世作則」等語。朱元璋以為故意諷刺他作過紅巾軍，嘲笑他和尚出身，立即將他們斬首。在這種封建淫威之下，文人為免于慘禍，謹小慎微，一時成了風氣。
明開國以來一百多年時間內，社會比較安定，經濟在經歷了一段恢復、發展的時期以後，開始出現了比較繁榮的局面。正因為這樣，封建統治者所實行的統制文化思想的措施，就更容易收到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