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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的思想比較複雜，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觀的各個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統一的。他平生傾慕賈誼、陸贄，在政治上他從儒家思想出發，排斥老莊為異端；然而老莊的「無為而治」思想又同他的「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見《辯試館職策問札子》)的政治主張有其一致之處。他少年時就愛好《莊子》的文章，後來又喜和僧人來往，在生活上他認為「游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見《超然台記》)，要求以安然的態度應物，「聽其所為」，而「莫與之爭」(見《問養生》)，更多地表現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灑脫態度。然而他從儒家出發的比較現實的生活態度，又使他對佛家的懶散和老莊的放逸有所警惕(註：蘇軾《答畢仲舉書》：「學佛老者本期于靜而達，靜以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雖屢受挫折，在文藝創作上始終孜孜不倦，沒有走向消極頽廢的道路。蘇轍說他謫居海南時「日餡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又說他當時寫的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並見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這是他和前代得罪遠謫的士大夫如韓愈、柳宗元等表現不同的地方。
第二節 蘇軾的文論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學者，當西崑體流行的時候，要求以文章為「道之用」，藉以「左右名教，夾輔聖人」(孫復《答張洞書》)。到北宋中葉，古文既已盛行，以蘇軾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強調文章的道德意義和政治作用的同時，還認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貝」，「各有定價」，相當重視它本身的藝術價值。
蘇軾沒有專門的文論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與詩歌，特別是他同後輩來往的書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文藝見解。他早年隨蘇洵出三峽，下長江，受自然景物的激發，跟蘇轍寫詩唱和，就認為詩文創作要象山川的雲興霧起，草木的開花結果，是由內容充實鬱勃而自然表現出來，不是文章的工拙問題(《江行唱和集敘》)。後來反覆強調「辭達」，說：「辭至于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即重視文章表達思想內容的本身作用，而沒有象道學家那樣把文章僅僅作為載道或明道的工具看。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那麼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事物特徵的神妙之處。它不但要「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而且要使是物「瞭然于口與手」。他說：「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于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于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這裡首先要求作者認真觀察、研究描寫的對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徵；同時還要求作者有熟練的藝術技巧，在寫作時能夠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象他說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何遠《春緒紀聞》引蘇軾語)他晚年形容自己寫作詩、賦、雜文時的情況是「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書》)即從不同的內容出發，自由表達，擺脫種種形式上的束縛。它是蘇軾在文藝創作上長期刻苦鍛鍊，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化的心得體會，對我們今天克服種種形式主義的文風還有一定啟發。由於蘇軾閲歷的豐富和學問的淵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種種限制，力求自由而準確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境；這就使他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見《文說》)，而「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見《答謝民師書》)，把韓愈、柳宗元以來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發揮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時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文章風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