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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詩最初形成反西崑的流派，是由於當時作者如歐陽修、蘇舜欽、梅堯臣等的面向現實，以詩配合他們的政治鬥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願。黃庭堅論詩說：「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諍于庭，怨憤詬于道，怒鄰罵座之為也。」又說：「其發為訕謗侵凌，引領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憤者，人皆以為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顯然，這是取消了詩歌的戰鬥作用，其結果必然要走上脫離現實、片面追求藝術技巧的道路，偏離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方向。
當時江西派裡另一重要詩人陳師道(
1053—
1101)，字履常，一字無己，別號後山居士，徐州彭城(江蘇徐州)人。他早年曾從曾鞏受業，後來又得到蘇軾的賞識，在詩創作上受黃庭堅的影響最深。他一生清貧自守，以苦吟著名。當時人說他在登臨得句時，急歸閉門苦吟，家裡人知道他要寫詩，連貓犬都趕走。他的詩錘煉幽深，在運思上受到當時禪學的影響，要求「不犯正位，切忌死語」。他詩中的用意有時要反覆推究，才能明了，其實只是把古人正面說的話變一個方式，從側面或反面來說。比之蘇軾、黃庭堅，他更工五言。向來有些生活圈子狹窄、要求以藝術上的精嚴取勝的詩人往往如此。倒是有些表現上較為平淡，卻能真實地寫出他對家人親友的關懷的，如《別三子》、《送內》、《寄外舅郭大夫》等篇，精神上同杜甫《鹿州》、《羌村》等詩接近，也在一定程度上糾正黃庭堅「作意好奇」的偏向。下面這首詩可略見他的風格。
丈人東南來，復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期程，親年當喜懼；畏與妻子別，已復迫曛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盜賊非人情，蠻夷正狼顧；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慮；萬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鶩。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曲逆老不侯，知人公豈誤。
——《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
當時陳師道的妻子要同他岳父郭概一起到西川去，而郭概在政治上又同陳師道屬於不同的兩個集團。詩中既抒寫了他同妻子離別的痛苦，又婉轉表達了他對郭概的箴規，說盜賊非人情所樂為(意即迫于饑寒而起)，「蠻夷」也正在伺機進犯，勸他不要為個人功名冒險輕進，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他對人民、國家的關心。
南宋初期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首列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以下還有韓駒、潘大臨等二十多人，江西詩派的名稱從此確立。後來方回著《瀛奎律髓》，因江西派詩人都以學杜相號召，又以杜甫為一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為三宗。江西派號召學杜是對的，問題在他們沒有很好地繼承杜甫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精神，而片面強調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藝術技巧，這就愈來愈走向形式主義的道路。江西詩派對宋元以來許多生活圈子狹小而死鑽書本的文人有很大吸引力，直到晚清的宋詩派還蕩漾着它的餘波。
和黃庭堅、陳師道同時的另一蘇門詩人張耒(
1052—
1112)，字文潛，楚州淮陰(江蘇淮陰)人。他的詩多從日常生活及自然景物中直接汲取題材，有較多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語言也較平易淺近。他為賀鑄寫的《東山詞序》說：「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這和黃庭堅的搜奇抉怪，一字半句不輕出，表現了明顯不同的創作態度。然而前人有些看似肆口而成、自然工麗的詩篇，往往正是他們在藝術上經過長期艱苦鍛鍊、達到純熟境界的成果。張耒看到了這些成果的可貴，而對產生這些成果的艱苦過程估計不足。因此他的古詩往往語盡意亦盡，象一篇有韻的散文，律詩也常有辭意不稱或草率終篇的，表現了創作上的另一偏向。試看他的《和晁應之憫農》：
南風吹麥麥穗好，饑兒道上扶其老。皇天雨露自有時，爾恨秋成常不早。南山壯兒市兵弩，百金裝劍黃金縷；夜為盜賊朝受刑，甘心不悔知何數。為盜操戈足衣食，力田竟歲猶無獲；饑寒刑戮死則同，攘奪猶能緩朝夕。老農悲嗟淚沾臆，幾見良田有荊棘，壯夫為盜羸老耕，市人珠玉田家得。吏兵操戈恐不鋭，由來殺人傷正氣。人間萬事莽悠悠，我歌此詩聞者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