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7頁
在軍閥割據的五代時期，國內局部地區，如吳越及南唐，由於戰爭較少，人民徭役和賦稅的負擔較輕，農業生產仍有所發展。北宋王朝統一全國以後，農民得到比較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勞動，全國農業生產恢復較快；朝廷也採取一些輕徭薄賦的措施，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北宋時期封建經濟的特點是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建立在主戶與客戶的契約關係上。在契約規定的租額以外，客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較之實行均田制的唐代農民有所減弱。客戶在購買到少量土地之後，也可以脫離地主，自立戶名。這些改變多少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加以農具的有所改良，「不擇地而生」的占城稻種的推廣，不但使當時國內荒地大量開闢，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有所提高。「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王安石《後元豐行》)，「春疇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蘇軾《南園》)，這些詩歌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大片耕地的墾闢和農民的精耕細作。
農村耕地的擴大和農作物單位產量的提高，使全國農村中可以有更多的人脫離農業生產，從事文化活動，這就為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漲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唐代開元年間，經過將近百年的休養生息，人才稱盛，每年到京師應舉的士子超過千人。宋代從開國到嘉右(
1056—
1063)，也將近百年，待試京師的士子每年有六七千人(見《宋史·選舉志一》)，比唐代超過了好幾倍。蘇軾在應舉時的《謝范舍人啟》說，蜀中在宋初數十年間，人民救死扶傷不暇，學校衰息，到天聖(
1023—
1032)以後，「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雖未免過誇，卻多少說明了隨着封建經濟發展而來的封建文化的高漲。北宋文學主要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各種力量互相抵消，國家積弱不振，農民負擔奇重，而封建文化卻隨着封建經濟的繁榮而得到進一步高漲的時代背景裡緩慢地發展的。
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將功臣，要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後來對西蜀和南方諸國的降王降將也都賜第封官，賞賜優厚，同時集中諸國舊臣在館閣裡編書，厚其俸祿，使他們為王朝粉飾太平。當時宮廷裡每有慶賞、宴會，皇帝常和侍從大臣唱和詩歌，而貴族官僚家裡也常有文酒之會，佐以妓樂。正是在統治階級這種風氣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學基本繼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風，片面追求聲律的諧協和詞采的華美。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崑體詩文，晏殊、張先等的詞，就是在這種文學風氣之下產生的。
北宋王朝以優賜功臣宿將、降王降臣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組織來鞏固王朝的統治，同時就不能不增加它對農民的剝削。當時農民除向官莊、地主交租外，還受豪門大戶高利貸的重重剝削，往往「谷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宋史·食貨志上》轉錄司馬光疏中語)。因此王禹稱在太宗時上的《端拱箴》就指斥了宮廷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膏血上面；而當太宗在元宵張燈設宴，誇耀國家的太平繁盛時，呂蒙正就指出「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死者甚眾」的事實(見《宋史·呂蒙正傳》)。這些從中下層地主階級出身通過科舉參加政權的文人，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和在文藝上的表現必然和那些一味為北宋王朝粉飾太平的御用文人有別。正是這樣，在北宋初期的柳開、王禹稱等作家已有意繼承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的傳統，企圖糾正晚唐五代以來文藝上的頽風。到仁宗慶歷時期，一方面由於北宋王朝將近百年的統治，為封建文化的繁榮準備了條件；另方面由於國家內外危機的加深，促起文人對於現實的關心，詩文革新運動就在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領導之下，取代西崑派的地位，成為北宋文學的主流。此後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詩文的造詣各有不同，卻都是在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輝煌的成就的。歐陽修《蘇氏文集序》說：「唐太宗致治几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餘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復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于今。」文學的繁榮雖歸根到底決定於政治、經濟的發展，它們相互之間的步調卻往往不平衡，唐宋兩代的古文運動就表現了這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