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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王朝在培養和選拔文士方面繼承了前代學校、科舉的制度，在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培養一般官僚的候補人才，此外還有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到宋仁宗時更明令全國州縣都建立學校，設置學官教授，並有一連串考試提升的辦法。由於官辦學校還不能滿足士子學習文化的要求，民間私立的書院逐漸增多。當時最有名的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南京(註：宋代稱河南的商邱為南京。)應天府書院、潭州岳麓書院，被稱為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在宋太宗時學生達到數千人，應天府書院在宋真宗時修建了一百五十間校舍，它們的規模比官辦學校還要大。
北宋王朝為了要從地主階級的各階層選拔效忠於他們的官僚，還進一步發展了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唐代應舉的進士往往向王公貴人投獻詩文，希望他們替自己宣揚，有些士子由於有王公貴人推薦，往往不待閲卷就內定了，而真正有才學有品格的文人有時反沒有被網羅。唐代最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進士出身的。宋代科舉開始採取彌封、譽錄等制度，主考和閲卷官都集中貢院評卷，不得和外人接觸；一次錄取的進士常達三四百人，比唐代超過十倍以上。這就使中小地主階級的士子有更多的機會參加政權。宋太祖曾說：「昔者科舉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見《宋史·選舉志一》)。這話雖不能盡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範了勢家大族對中央政權的壟斷。此外宋代對科舉錄取的進士，還由皇帝賜詩、賜袍笏、賜宴、賜騶從遊街等來加以獎勵。「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尹洙曾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于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不可及也」(見《儒林公議》)。宋代的科舉制度，以及配合這制度的種種措施，有效地吸引當時士子走向讀書應舉的道路，鞏固了北宋王朝的統治，也促進了當時封建文化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經皓首，十上干名」，弊精神於無用之地；而少數貧寒的士子，「一舉成名，六親不認」，更成為宋元時期小說戲曲中鞭撻的對象。
宋初科舉承唐五代餘風，偏重詩賦，到仁宗以後，就更重策論。宋郊在慶歷四年(
1044)上奏：「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政治矣。」就說明這樣的考試內容可以選拔有政治頭腦的人才。文人執掌政權是宋代政治的特色，這和當時科舉制度密切相關。同時科舉考試的偏重策論，更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風。蘇軾《擬進士廷試策表》說：「昔祖宗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右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于世，而詩賦幾至乎熄。」宋文長於議論，就是詩歌也表現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又同這種考試內容密切相關。
我國在中晚唐時期已開始雕印佛經，唐末五代，民間已有雕板印書的，後唐長興(
930—
933)年間還刻過九經；但一般學者讀的書都還是手抄本。到北宋慶歷以後，民間刻書業才更普遍，各種刻本書籍才更大量流行，而活字印刷術也同時發明了。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這就大大擴大了學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當時從中央的三館、秘閣，以及州學、縣學、民間書院，都藏有上千上萬卷的書籍。私家藏書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都達數萬卷，而且喜歡借給人看。宋代學者所掌握的歷史文化知識一般比前代學者豐富，私家著述遠遠超過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幾十捲、上百卷的大部頭著作。這不僅決定於印刷事業的發達，同時是當時封建文化全面高漲的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