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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防，字子微，義興人。所作《霍小玉傳》寫歌妓霍小玉和書生李益的愛情悲劇。李益在長安與霍小玉相戀，後來李益以書判拔萃，授鄭縣主簿，臨行向小玉發誓偕老，歸家後即變心易志，另娶貴姓女盧氏。小玉相思成疾，沉綿不起。俠士黃衫客激于義憤，挾持李益重入小玉家。小玉悲憤交集，痛責李益，氣結而死。冤魂化作厲鬼，使李益夫妻不和，終身受到猜疑與嫉妒情緒的困擾。
作者以最大的同情，把霍小玉塑造成一個溫婉美麗，受盡封建社會壓迫凌辱而不肯屈服的悲劇形象。她本是霍王婢女所生，霍王死後，以庶出被逐，淪落為娼。這種不幸的經歷，使她深刻地認識到封建貴族家庭的冷酷無情，即使在李益最迷戀她的時候，也總是涕淚盈面，相信被棄的命運是必然的。然而現實比想象還更冷酷，連她那希望歡愛八年之後，即永遁空門的最低要求也終歸破滅。她不甘心就此罷休，連年變賣服飾，囑託親友，到處探尋李益。她這種執着不移的痴情，不僅使讀者更加同情她的遭遇，也越發反襯出李益的刻薄無情。但當她的希望一旦幻滅，纏綿的愛便立刻轉為強烈的恨。作者這樣描寫了她和李益的最後會面：
玉沉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炎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返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欷虛。頃之，有酒餚數十盤，自外而來。……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酹地曰：「我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征痛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當永訣!我死之後，必為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于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絶。
就這樣，作者通過生動的性格衝突的描寫，把故事引向了高潮。霍小玉在現實中失敗了，然而在道義上勝利了。作者託名李益，創造了一個心理活動比較矛盾複雜的薄倖男子的形象。他最初愛上小玉，純為「重色」，以後共同的生活，雖也在他心上引起過一點愛情，背約後感到過一些慚愧，但終於選擇了門當戶對的封建婚姻而作了負心人。正因為他既給霍小玉以希望，又親手粉碎了它，這就給霍小玉帶來更大的痛苦，他自己也終於成為道義上的罪人。作者運用烘托手法，聯繫霍小玉探訪李益的情節，描寫了一連串的陪襯人物。他們是社會輿論的化身，儘管身分不同，地位各異，都一致同情小玉，譴責李益。化鬼報仇的結局帶有因果報應的迷信色彩，但也表現出作者鮮明的愛憎。《霍小玉傳》在反映唐代封建社會中婦女被侮辱、被損害的悲苦命運的同時，揭示了豪門士族和市井細民間的對立矛盾；並且能夠聯繫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來描寫愛情，刻畫人物，通過性格衝突推動情節發展，因此結構謹嚴，形象完美，富有典型意義。
《李娃傳》的作者白行簡(
776—
826)，字知退，白居易之弟。作品寫妓女李娃與滎陽公之子某生的愛情故事。李娃是一個感情真摯的婦女形象。她最初雖順從鴇母的意旨，被迫拋棄了某生；但當她看到某生在風雪中饑寒交迫的慘狀時，就痛自譴責，與鴇母鬥爭，輓救了某生。作者有意在某生淪落為丐與高第得官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境下，安排了李娃與滎陽公的出場，通過客觀對比，表現了出身于兩個不同階級的人物的鮮明對立的精神面貌。在某生淪落時，滎陽公為了家族門第的尊嚴，不惜置親子于死地；而李娃卻在其最艱危的時刻輓救了他。某生富貴後，李娃有感於封建門閥的壓力，為了不妨礙某生的仕宦前途，忍痛割愛，悄然欲去；而滎陽公卻立刻認兒認媳，前倨後恭。人們不難從這些場景中看到：一個被人賤視的妓女卻有比較高尚的品格；而一個道貌岸然的「老爺」，其靈魂卻虛偽狠毒到了可怕的地步。《李娃傳》通過某生與李娃的結合，表現了一對社會地位貴賤不同的青年男女，經歷千辛萬苦，贏得愛情幸福的主題，具有強烈的反對門閥制度的意義。它好象告訴人們，門當戶對的門閥婚姻原則不是不能突破的。而妓女可以封為「岍國夫人」的設想，也相當大膽。但是榮華富貴的團圓結局，不僅表明作者的思想侷限，也為後世的戲曲、小說提供了一種廉價的俗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