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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龜蒙的諷刺散文都收在他乾符六年編的《笠澤叢書》中。他這些作品或用譬喻、寓言，借物寄諷，或用歷史故事，託古刺今，都有較強的諷刺力量。如《野廟碑》，開始是哀憫農民祭奠廟中土人木偶的迷信，接着便把諷刺的筆鋒轉向現實，無情地揭露那些大小官吏凶狠而腐朽的面目：
今之雄毅而碩者有之，溫願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弦匏，口梁肉，載車馬，擁徒隷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曷，未嘗術于胸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發悍吏，肆淫刑，歐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回撓脆怯，顛躓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耶!
這些尖鋭的諷刺，表達了人民的憤怒情緒。其它如《祀灶解》、《記稻鼠》諷刺皇帝，揭示官逼民反的道理。《冶家子言》用歷史故事，諷刺統治者窮兵黷武。《蠶賦》用曲折的手法，斥責官吏掠奪人民，都是比較出色的諷刺小品文。
陸龜蒙的某些小詩，諷刺也很尖刻。如《築城詞》諷刺將軍們不顧民命以求高功：
莫嘆將軍逼，將軍要卻敵。城高功亦高，爾命何足惜!正話反說，顯得更加沉痛有力。又如《新沙》：
渤解聲中漲小堤，官家知後海鷗知。蓬萊有路教人到，亦應年年稅紫芝。
諷刺統治階級剝削的無孔不入，也很新穎、尖刻。此外如《村夜》、《刈獲》等詩，反映了農民大起義前後廣大農民的悲慘生活，與他諷刺小品文的精神是一致的。至於他收在《松陵集》裡與皮日休等人唱和的詩，在晚唐「另開僻澀一體」，思想和藝術都沒有多大價值。
羅隱(
833—
909)，字昭諫，新登(今浙江新登)人。咸通元年至京師，應進士試，歷七年不第。咸通八年乃自編所作為《讒書》，益為統治階級所憎惡，所以羅袞贈詩說：「讒書雖勝一句休」。黃巢起義後，避亂歸鄉。晚年依吳越王錢戮，任錢塘令、諫議大夫等職。
羅隱的諷刺散文的成就比他的詩要高。收在《讒書》裡的諷刺小品又都是他的「憤懣不平之言，不遇于當世而無所以泄其怒之所作」(方回《讒書》跋)。羅隱自己也認為是「所以警當世而戒將來」的(《讒書》重序)。如《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 。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恆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于寒饑；視國家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于寒饑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未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當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為人所窺者鮮矣!
通過劉邦、項羽的兩句所謂「英雄之言」，深刻地揭露了那些以救民塗炭的「英雄」自命的帝王的強盜本質。最後更向最高統治者提出了警告。類似這樣的光輝思想在羅隱的雜文中是不時流露的。《說天鷄》、《漢武山呼》、《三閭大夫意》、《敘二狂生》、《梅先生碑》等篇，也都是嘻笑怒罵，涉筆成趣，顯示了他對現實的強烈批判精神和傑出的諷刺藝術才能。
羅隱也頗有詩名，有一些警快通俗的詩句流傳人口。如「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籌筆驛》)就是一例。又如諷刺小詩《雪》：
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
瑞雪兆豐年，但對貧苦的人民說來，卻成了災難。他的詠史詩《西施》一首也寫得比較好：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第一句多少有一些宿命論的意味，但他反對把吳王夫差的亡國歸罪于西施，的確是對傳統成見的有力翻案。
魯迅在《小品文的危機》一文中對晚唐小品文在唐代文學史上的地位有非常精闢的見解。他說：「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几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榻糊塗的泥塘裡的光彩和鋒芒。」
第十二章 唐代通俗文學和民間歌謡
第一節 變文
第十二章 唐代通俗文學和民間歌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