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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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首「依亦吐芳詞」的閨情詩，一個少女傾訴了她的四季相思之情。詩中雖沒有出現春夏秋冬等字樣，但通過「折梅」、「採蓮」、「望飛鴻」這類帶有季節特徵的人物活動，時序的變遷還是非常清楚的。此詩表情細膩，如：「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兩句，結闔眼前景色，作自我寫照，言外便含有無限自憐自惜之意，不惟取喻新穎，屬對自然。又如從「採蓮」，更生出「弄蓮」「杯蓮」等事，便覺一往情深，無限低回。按《子夜夏歌》：「郎見欲采我，我心欲懷蓮。」則此處「蓮」字亦屬雙關，有望「憐」意。又此詩運用了民歌慣用的「接字」法，首尾相銜，蟬聯而下，更加強了詩的節奏美，聲情搖曳，語語動人。結句「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更是涉想新奇，餘味無窮。范雲《閨思》詩：「幾回明月夜，飛夢到郎邊」，又李白的名句：「春風復無情，吹我夢魂散」、「我寄愁心與明月，隨風直到夜郎西」，都是從此化出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西洲曲》標志著南朝民歌在藝術發展上的最高成就，它的產生時代不可能過早。


第二節　北朝樂府民歌

北朝文人詩，既少，又不好。嚴格點說，就沒有一個詩人。鄧以北魏末年號稱「三才」的溫子升、邢邵、魏收而論，所作都不過寥寥十首左右，大都模擬齊梁，毫無特色。《北齊書·魏收傳》載邢邵詆魏收偷竊任昉，魏收則又譏邢邵在沈約集中作賊，可見實際上都是沒有出息的文人。但是，北朝民歌卻放出了異彩。

北朝民歌以《樂府詩集》所載「梁鼓角橫吹曲」為主。所謂橫吹曲，是當時北方民族一種在馬上演奏的軍樂，因為樂器有鼓有角，所以也叫做「鼓角橫吹曲」。這些歌詞的作者也主要是鮮卑族和其他北方民族的人民。《折楊柳歌》說：「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便是明證。歌詞中提到的慕容垂、廣平公(姚弼)、高陽王、琅琊王等，便都是「虜家兒」的豪酋貴族。鮮卑諸民族的歌，原是所謂「其詞虜音，竟不可曉」的，而現存歌詞卻全用漢語，這一方面是由於通曉漢語的鮮卑人或通曉鮮卑語的漢人的翻譯，前者如有名的《敕勒歌》，後者如上舉《折楊柳歌》；另一方面是由於鮮卑諸民族的漢化。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頁)曾「詔斷北語，一從正音」(《魏書‧咸陽王傳》)，「若有違者，免所居官」(《魏書‧高祖紀》)。所謂「北語」，即「胡語」，亦即鮮卑語；所謂「正音」，即漢語。《北史‧辛昂傳》載昂「令其眾皆作中國歌」，可知現存歌詞當有一部分原來就是用漢語創作的。據《南齊書‧東昏侯紀》、《南史‧茹法亮傳》的有關記載，以及梁武帝和吳均所作《雍台》詩，我們知道，北朝的鼓角橫吹曲曾先後輸入齊、梁，並由梁樂府保存，陳釋智匠著《古今樂錄》因冠以「梁」字，後人遂沿用不改。其實從樂曲到歌詞都是北方各民族的創作。

鼓角橫吹曲現存六十多首，數量雖遠不及南朝的清商曲，但內容卻豐富得多，相當全面而生動地反映了北朝二百多年間的社會狀況和時代特徵；戰鬥性也較強，酷似漢樂府民歌。這可從以下幾方面的反映得到證實。

(一)反映戰爭的。戰爭是北朝社會一個最突出的現象，整個北朝的歷史几乎與戰爭相終始，在初期「五胡十六國」的一百三十多年中，戰爭尤為頻繁。統治族與被統治族之間的複雜而尖鋭的矛盾，更使得這些戰爭具有異乎尋常的殘酷性。作為這種殘酷性的集中表現，便是人民的大量死亡，漢族人民固然遭受浩劫，少數族人民也同樣做了各族統治階級用來進行爭奪戰的犧牲品。如《企喻歌》：

男兒可憐虫，出門懷死憂。屍喪狹谷口，白骨無人收。

便是當時各族人民大量死於戰爭的真實寫照。從這首短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廣大人民的反戰情緒，這是由當時戰爭的罪惡性質決定的。為了保存實力，少數族(尤其是鮮卑族)的統治者還往往利用非本族的人在前衝鋒陷陣，甚至迫使漢人和漢人作戰。對此，北朝民歌也有所揭露。《慕容垂歌》第一首寫道：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