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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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的後期最值得重視的是他親自參加了勞動。這就當時文人說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封建社會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視勞動的，兩晉南北朝士族尤甚。顏之推《顏氏家訓》說：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務。”《南史‧到溉傳》載：到溉先祖曾擔糞自給，別人罵他「尚有餘臭」。陶淵明卻衝破了這種剝削階級的意識，堅決地走上了躬耕自給的道路。這樣他的思想就引起了一系列的變化。他改變了剝削階級鄙視勞動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認識了勞動的價值；也在與農民共同勞動、平等交往的生活中，對農民產生了親切的感情，培植了傾向于平等的思想。他本來認為勞動可以自養，所謂「力耕不吾欺」的，但是他的生活，卻和一般農民一樣，不斷地走着下坡路，經常受到饑寒的威脅，有時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這也促使他不能不從別的方面去尋求貧困的原因了。上述這些思想的發展，推動詩人提出了沒有剝削和壓迫的桃花源的社會理想，對不合理的封建社會表示了抗議。


第三節　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

南北朝樂府民歌的影響也是顯著的、巨大的。它繼承了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北朝民歌，尤其突出。在形式主義文風氾濫的南北朝時期，這種「剛健清新」的民歌的出現，就顯得特別可貴。它是一種新力量、新血液。

在詩的體裁方面，南北朝民歌開闢了一條抒情小詩的新道路。這就是五、七言絶句體。五言四句的小詩，漢民歌中雖已經出現，但為數極少，也沒有發生什麼影響。因此絶句的真正源頭要算南北朝民歌。當時有名的詩人如謝靈運、鮑照、謝朓等已紛起模擬，但還是一種嘗試。到了唐代，便由附庸而蔚為大國，而在和音樂的結合上几乎壟斷了唐三百年間的歌壇，並出現了以絶句擅名千古的詩人李白和王昌齡。漢代民歌中雜言體雖很多，且有不少優秀作品，但篇幅都較小，像《木蘭詩》這樣長達三百多字的巨製，還是前所未有的。這對唐代七言歌行的發展也起了示範性的推動作用。

在表現手法方面，南北朝民歌對唐代詩人也有許多啟發。例如杜甫《草堂》詩：「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一連用四個「喜」字造成排句，便是從《木蘭詩》「爺娘聞女來」等句脫化而來的。前人說李白的《長干行》以《西洲曲》為「粉本」，說他的絶句「從六朝清商小樂府來」，也都是信而有徵的。此外，口語的運用，對後代詩人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鑒。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大詩人就都善於提煉口語融化入詩。雙關語，雖可溯源於先秦的瘦詞、隱語，漢代歌謡中也偶有一二，如《董逃歌》及《古絶句》「藁砧今何在」一首，但大量使用則始於南朝民歌。唐以後，詩人們由於處境的險晉，往往利用雙關語寫作政治諷刺詩，來曲折地表達他們那種難以明言的愛國深衷，這一發展也是基于南朝民歌的。

前面說過，南朝民歌是商業大都市的產物，几乎全是談情說愛的「艷曲」，所以胡應麟評為「了無一語有丈夫氣」。這對梁陳「宮體詩」的形成和氾濫，在客觀上也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唐五代以後，許多描寫男女艷情的小詞，在意境、語言等方面，也受了南朝民歌不小的影響。


第五章　南北朝詩人

南北朝時代，詩歌的面貌和魏晉時代頗有不同。宋齊時代謝靈運、謝朓的山水詩，鮑照的樂府詩，不僅題材內容上有所發展，而且形式技巧上更有新的變化，聲律的運用，七言詩體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重要的成就，但形式主義的創作傾向也同時有所發展。齊梁以後，形式主義的詩風統治着整個詩壇，梁陳宮體詩的流行，更是詩風的墮落。北朝文人詩壇本來是一片荒涼，直到瘐信由南入北，才帶來新的轉機。


第四章　南北朝樂府民歌

南北朝樂府民歌是繼周民歌和漢樂府民歌之後以比較集中的方式出現的又一批人民口頭創作，是我國詩歌史上又一新的發展。它不僅反映了新的社會現實，而且創造了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一般說來，它篇制短小，抒情多於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