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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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晉時期，士族清談玄理的風氣更盛，對文學的影響也更大，出現了孫綽、許詢等一系列作家，他們「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玄言文學占了文壇的統治地位。這種文學在內容上是「世極迍邅而辭意夷泰」，嚴重地脫離現實。在藝術上則「理過其辭，淡乎寡味」，失去了藝術的形象性和生動性。直到東晉末的陶淵明，才給文壇帶來了富於現實內容、具有獨特風格的創作。


第一節　陶淵明的時代與生平

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潯陽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馬，祖父和父親也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不過到了他，家境已經沒落。

陶淵明少年時代由於家庭和儒經的影響，對統治階級抱著幻想，有「大濟蒼生」的壯志。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處的時代卻是對他十分不利的。這時，反動的門閥制度發展到了頂點，門閥士族壟斷了高官要職，出身于庶族寒門的人則遭到無理的壓抑。陶淵明的曾祖陶侃雖以軍功取得晉朝的高官，但本身並非門閥士族，在當時就已被譏罵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淵明時代，連這樣的家世也沒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會的重視。這時東晉政治又極端腐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十分尖鋭。以陶淵明生活的主要時期來說，便經歷了司馬道子、元顯的專權，王國寶的亂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奪位，以及後來終於奪取了晉政權的劉裕勢力的興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軍閥所熱中的是爭權奪利，他們既不想整頓政治，也無意收復失地。在這樣的政治局面下，想實現進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這種客觀現實對陶淵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變化有着深刻的影響。

陶淵明直到二十九歲才出仕，以後十多年裡，他幾次做官，都不過是祭酒、參軍等職，不僅濟世的抱負無由施展，而且必須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場人物周旋。這一切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恥」和「違己交病」。在老莊思想和隱逸風氣盛行的影響下，陶淵明早年便有愛慕自然，企羡隱逸的思想，所謂「閒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夙好，園林無世情」。當地仕途不得志時，就更懷戀這種生活，「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所以，這十多年裡他一直「一心處兩端」，行動上也是仕隱無常。三十九歲時，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變化，他說：「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就是說本應該是憂道的，可是道不可行，那就只好躬耕自給了。就在這一年他親自參加了勞動。此後，他又作過鎮軍、建威參軍，因為「耕植不足以自給」，又一度為彭澤令，在官八十餘日，逢郡督郵來縣，屬吏告訴他應束帶接見，他嘆道：「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裡小兒。」即日解職而歸。從此，他結束了仕隱不定的生活，堅決走上了歸田的道路。

在陶淵明歸田以後的二十多年中，以鎮壓孫恩起義和桓玄叛亂而起家的劉裕獨攬了東晉的軍政大權，又在北伐南燕後秦中壯大了聲勢，終於代晉稱帝。但是門閥世族的勢力依然存在，黑暗腐敗的社會並未改變。看慣了戰亂、篡奪、陰謀、危機的陶淵明，為了避禍，就決心不再出仕。晉末征他為著作佐郎，辭不變。宋元嘉時，他「偃臥瘠餒有日」，江州刺史檀道濟勸他出仕，他也拒絶了。道濟贈給他粱肉，他「麾而去之」，表現了他與統治階級決裂的堅定態度。

「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陶淵明的歸田，是在對污濁的現實完全絶望之後，採取的一條潔身守志的道路。這時儒家的「獨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導的地位。從他放棄了實現濟蒼生的理想來說，具有一定的消極性，但從他堅持高尚的志趣，決不和統治階級同流合污來說，仍有一定的進步意義。正因為他把壯志埋藏在心裡，所以一直沒有忘卻現實，常常流露對腐朽的現實的不滿和壯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憤。同時，道家思想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樸素唯物論成分，認為萬物都是按照自然規律而生滅變化，否定道教的長生永視之說和佛教的神不滅的思想，這是他進步的方面。但他由此出發而採取的「委運乘化」的人生態度，卻是具有消極作用的。「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說明他處在極端不合理的現實中，想用這種態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脫于現實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