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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 79 /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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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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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

五言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詩歌形式一樣,都是從民間產生的。五言詩從民間歌謡到文人寫作,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遠在四言詩盛行時代,五言詩即已萌芽。例如《詩經》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這不過是四言詩中偶然雜有一些五言詩句而已,當然不能算五言詩。到了春秋末期,楚國民歌出現了《孺子歌》那樣的形式(《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現秦始皇時的《長城歌》的形式,雖然都是連句用韻,韻密而調促,而前者還帶有語助詞,但已經是獨立成篇的五言詩雛形。及至西漢,五言的歌謡諺語越來越多,其中如成帝時童謡:「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為人所羡,今為人所憐。」(《漢書‧五行志》)這種隔句用韻的形式,音節比較舒緩協調,是五言歌謡形式的進一步發展。自漢武帝以後,這種形式的五言歌謡,大量地被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它們有不少的新穎故事,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逐漸吸引文人們的注意和愛好。他們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試行模仿起來,於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詩。這便是五言詩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適應于新的內容的。漢初的四言詩本是繼承《詩經》三百篇的形式,後來四言詩不能表達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舊形式,採用民歌的新形式來代替它。所以東漢初年便出現了文人創作的五言詩。東漢末年,由於社會的大動盪,一些接近民間的文士憂生念亂,愈來愈感覺四言的舊形式不能適應,文人創作的五言詩就大量產生,而且藝術技巧日益成熟。鐘嶸在《詩品序》裡說過,四言寺「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因為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


  

,最為詳切”。具體地說,五言句所包含的詞和音節可以比四言句多,運用起來伸縮性也較大,所以在表達上確實更靈活更方便些。明白這一點,不僅可以瞭解五言詩所以興起的原因,也可以瞭解五言形式為作家所樂用的五言詩為什麼發達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相傳為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人的五言詩都不可信,這只是前人的傳聞。《玉台新詠》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題為枚乘所作,是沒有根據的。所以鐘嶸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品序》)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從五言詩發展的趨勢看來,枚乘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優美的文人五言詩。《文選》又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中抒寫朋友夫妻離別之情,行役戰場之苦,與蘇李贈別的事無關;詩中所寫「江漢」、「河梁」、「山海」、「中州」等語,更與蘇李二人當日的情事和行蹤不合。顯然是後人假托的,或者是眾多的無名氏古詩的一部分,被訛傳為蘇李的作品。至于其他諸書所載的蘇李詩,那就更不必說了。此外《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認為漢武帝太初以前的詩,實是出於誤解(詳後)。《文選》又把樂府古辭的《怨歌行》題為班婕妤作,也有問題。而古樂府《白頭吟》的「皚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所以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可見齊梁時人已經不相信西漢時有文人五言詩了。)


第一節 曹操 曹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二十歲舉孝廉。黃巾起義時,他起兵鎮壓。軍閥董卓要廢漢獻帝自立時,他又起兵討卓。後因收編農民起義軍,壯大了力量。建安元年迎獻帝都許,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


  
曹操是漢末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當時階級矛盾尖鋭的形勢下,實行了抑制豪強兼併、大興屯田、用人唯才等一系列進步的政策,壯大了自己的力量,統一了北方。

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他又是漢末傑出的文學家和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他一方面憑藉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泛地蒐羅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文學上的新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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