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第79頁 / 共471頁。

五言詩是我國古典詩歌的主要形式，它和其他詩歌形式一樣，都是從民間產生的。五言詩從民間歌謡到文人寫作，經過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遠在四言詩盛行時代，五言詩即已萌芽。例如《詩經》中的《行露》、《北山》等篇已有半章或全章都是五言形式，但這不過是四言詩中偶然雜有一些五言詩句而已，當然不能算五言詩。到了春秋末期，楚國民歌出現了《孺子歌》那樣的形式(《孺子歌》：「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更晚又出現秦始皇時的《長城歌》的形式，雖然都是連句用韻，韻密而調促，而前者還帶有語助詞，但已經是獨立成篇的五言詩雛形。及至西漢，五言的歌謡諺語越來越多，其中如成帝時童謡：「邪徑敗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故為人所羡，今為人所憐。」(《漢書‧五行志》)這種隔句用韻的形式，音節比較舒緩協調，是五言歌謡形式的進一步發展。自漢武帝以後，這種形式的五言歌謡，大量地被采入樂府，成為樂府歌辭。它們有不少的新穎故事，相當成熟的藝術技巧，逐漸吸引文人們的注意和愛好。他們在自己的詩歌創作中試行模仿起來，於是就有了文人的五言詩。這便是五言詩的起源。

新的形式是適應于新的內容的。漢初的四言詩本是繼承《詩經》三百篇的形式，後來四言詩不能表達日益豐富的社會生活內容，作者才不得不突破舊形式，採用民歌的新形式來代替它。所以東漢初年便出現了文人創作的五言詩。東漢末年，由於社會的大動盪，一些接近民間的文士憂生念亂，愈來愈感覺四言的舊形式不能適應，文人創作的五言詩就大量產生，而且藝術技巧日益成熟。鐘嶸在《詩品序》裡說過，四言寺「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因為它“指事造形，窮情寫物

，最為詳切”。具體地說，五言句所包含的詞和音節可以比四言句多，運用起來伸縮性也較大，所以在表達上確實更靈活更方便些。明白這一點，不僅可以瞭解五言詩所以興起的原因，也可以瞭解五言形式為作家所樂用的五言詩為什麼發達的原因。

文人的五言詩是東漢才有的，相傳為西漢枚乘、李陵、蘇武等人的五言詩都不可信，這只是前人的傳聞。《玉台新詠》把《文選》所載《古詩十九首》中的「行行重行行」等八首和另一首古詩「蘭若生春陽」題為枚乘所作，是沒有根據的。所以鐘嶸說：「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詩品序》)這是為什麼呢‧因為從五言詩發展的趨勢看來，枚乘的時代不可能出現這樣優美的文人五言詩。《文選》又載蘇武詩四首，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其中抒寫朋友夫妻離別之情，行役戰場之苦，與蘇李贈別的事無關；詩中所寫「江漢」、「河梁」、「山海」、「中州」等語，更與蘇李二人當日的情事和行蹤不合。顯然是後人假托的，或者是眾多的無名氏古詩的一部分，被訛傳為蘇李的作品。至于其他諸書所載的蘇李詩，那就更不必說了。此外《古詩十九首》中的「明月皎夜光」一首，有人認為漢武帝太初以前的詩，實是出於誤解(詳後)。《文選》又把樂府古辭的《怨歌行》題為班婕妤作，也有問題。而古樂府《白頭吟》的「皚如山上雪」一首，或又以為卓文君作，更是不可靠的。所以劉勰說：「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後代也。」(《文心雕龍‧明詩》可見齊梁時人已經不相信西漢時有文人五言詩了。)


第一節　曹操　曹丕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二十歲舉孝廉。黃巾起義時，他起兵鎮壓。軍閥董卓要廢漢獻帝自立時，他又起兵討卓。後因收編農民起義軍，壯大了力量。建安元年迎獻帝都許，從此「挾天子以令諸侯」，成為北方的實際統治者。

曹操是漢末一個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在當時階級矛盾尖鋭的形勢下，實行了抑制豪強兼併、大興屯田、用人唯才等一系列進步的政策，壯大了自己的力量，統一了北方。

曹操「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他又是漢末傑出的文學家和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他一方面憑藉政治上的領導地位，廣泛地蒐羅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學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創造性的作品開創文學上的新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