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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 40 / 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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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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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並由於董仲舒、公孫宏的建議、興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因而儒學大興,完成了思想的統一。這對偉大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是有促進的作用的。但從此也結束了百家論爭,思想定於一尊,嚴重地束縛着學術文化的發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是武帝時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陰陽、災異說明「天人相與之際」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關係,認為天命對帝王有最後的決定權,「王都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漢書‧董仲舒傳》),則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顯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陰陽家和法家的思想,統一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思想,確實代表着當時的統治思想。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的所以統治,而且也教導了漢王朝怎樣鞏固統治。

武帝對思想文化的發展也採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隨着偉大帝國的出現和百家論急的最後結束,以及物質條件的日益具備,總結古代以來的歷史文化並從而給大一統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就成為統治階級迫切的現實要求。偉大的《太史公書》即《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這種要求最充分的一種表現形式。作者司馬遷不是從陰陽家的神學概念出發,而是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出發,在家世史官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他以五種不同的體例,「略推三代,錄秦漢」,全面反映三千年的歷史發展,完成空前的一部歷史著作。它以人物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的歷史學,而且其中許多篇人物傳記又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因而也開創了傳記文學。這是歷史散文的重要發展。


  

以武帝為首的漢王朝統治者,隨着偉大帝國的日益隆盛,不僅需要哲學和歷史來解釋現實統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慶太平,告成功。這一需要與儒家的指導思想相結合,進一步制禮作樂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於是「樂府」有更大的發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所謂武帝立樂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覺地把樂府機關擴大,充實內容,規定具體任務,即采詩、制訂樂曲和寫作歌辭。「采詩」是為了「觀風俗,知得失」,這就使那些「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趙、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機會。可惜除《鐃歌》十八曲外,西漢樂府民歌絶大部分都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文字訛誤過多,《鐃歌》一般很難讀,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狀的篇章,明白可誦,表現了一定的現實意義。樂府除蒐集、歌唱民歌外,也創作詩篇以備歌唱,作詩者有宮庭文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可見一時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卻很少文學價值。樂府作曲者則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聲變曲」。他原是民間樂人;他的「新聲變曲」的來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間的音樂。可見武帝時代的樂府,不僅規模宏大、內容充實,更重要的是,它充滿了民間歌詩、民間聲樂的氣味。這是樂府的重大發展,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於「潤色鴻業」的需要,武帝時代的辭賦同樣有很大的發展。武帝好辭賦;他的「言語侍從之臣」,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如兒寬、孔臧、董仲舒等,亦「時時間作」。司馬相如則是這個時期最大的辭賦家。他的作品歌頌了統一帝國偉大的氣魄和聲威,也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無比的驕奢和荒樂,有一定時代意義。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體賦發展的成熟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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