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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思想的支配下，武帝「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並由於董仲舒、公孫宏的建議、興太學，立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員，因而儒學大興，完成了思想的統一。這對偉大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是有促進的作用的。但從此也結束了百家論爭，思想定於一尊，嚴重地束縛着學術文化的發展。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學派的大師，是武帝時代最大的思想家。他以陰陽、災異說明「天人相與之際」即天道和人事的相互關係，認為天命對帝王有最後的決定權，「王都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但「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漢書‧董仲舒傳》)，則刑亦不可少。董仲舒的思想顯然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含着陰陽家和法家的思想，統一了統治階級內部的思想，確實代表着當時的統治思想。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的所以統治，而且也教導了漢王朝怎樣鞏固統治。
武帝對思想文化的發展也採取了重要的措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隨着偉大帝國的出現和百家論急的最後結束，以及物質條件的日益具備，總結古代以來的歷史文化並從而給大一統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就成為統治階級迫切的現實要求。偉大的《太史公書》即《史記》，「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就是這種要求最充分的一種表現形式。作者司馬遷不是從陰陽家的神學概念出發，而是從客觀的歷史事實出發，在家世史官和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他以五種不同的體例，「略推三代，錄秦漢」，全面反映三千年的歷史發展，完成空前的一部歷史著作。它以人物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的歷史學，而且其中許多篇人物傳記又具有極高的文學價值，因而也開創了傳記文學。這是歷史散文的重要發展。
以武帝為首的漢王朝統治者，隨着偉大帝國的日益隆盛，不僅需要哲學和歷史來解釋現實統治的合理，而且也需要祭祀天地鬼神，慶太平，告成功。這一需要與儒家的指導思想相結合，進一步制禮作樂就成為必不可少的文化措施。於是「樂府」有更大的發展。「至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所謂武帝立樂府，只是意味着他自覺地把樂府機關擴大，充實內容，規定具體任務，即采詩、制訂樂曲和寫作歌辭。「采詩」是為了「觀風俗，知得失」，這就使那些「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趙、代、秦、楚等等地方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機會。可惜除《鐃歌》十八曲外，西漢樂府民歌絶大部分都沒有流傳下來。由於文字訛誤過多，《鐃歌》一般很難讀，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狀的篇章，明白可誦，表現了一定的現實意義。樂府除蒐集、歌唱民歌外，也創作詩篇以備歌唱，作詩者有宮庭文人「司馬相如等數十人」，可見一時之盛。但今存《十九章之歌》，卻很少文學價值。樂府作曲者則有「佞幸」和「外戚」的李延年。他能歌善舞，尤其善制「新聲變曲」。他原是民間樂人；他的「新聲變曲」的來源是西北外民族和民間的音樂。可見武帝時代的樂府，不僅規模宏大、內容充實，更重要的是，它充滿了民間歌詩、民間聲樂的氣味。這是樂府的重大發展，有劃時代的意義。
由於「潤色鴻業」的需要，武帝時代的辭賦同樣有很大的發展。武帝好辭賦；他的「言語侍從之臣」，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等，「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公卿大臣」，如兒寬、孔臧、董仲舒等，亦「時時間作」。司馬相如則是這個時期最大的辭賦家。他的作品歌頌了統一帝國偉大的氣魄和聲威，也反映了封建統治階級無比的驕奢和荒樂，有一定時代意義。他的作品典型地代表着新體賦發展的成熟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