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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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初統治者承戰亂之後，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一方面恢復分封侯王的舊制度，鞏固統治階級的基礎，一方面「約法省禁，輕田租」，對廣大人民放鬆了壓迫，減輕了剝削。因而初步取得了社會安定、有利生產的局面。「孝惠、高後之間，衣食滋殖。」(《漢書‧食貨志上》)文、景時代，統治者不斷強調「農，天下之大本也」(《漢書‧景帝紀》)，進一步減輕勞役、賦稅，恢復農業生產。這時土地尚比較平均，「未有併兼之害」(《漢書‧食貨志上》)，促進了農業的發展，也活躍了工商業。在社會經濟獲得恢復和發展的安定局面下，景帝迅速削平了七國侯王的叛亂，進一步鞏固了統一的封建統治。

漢初除秦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又除所謂「誹謗妖言之罪」，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在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下，漢初的哲學、社會思想，還是比較活躍自由的。由於安定社會、鞏固封建王朝的需要，漢文帝、景帝、竇太后和相國曹參等俱好黃老，因而黃老思想成為漢初主要的統治思想。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對儒、墨、名、法、陰陽五家都有所批判，而完全肯定了道家，就是在黃老思想影響下產生的著名論文。

同時由於建立封建王朝秩序和制度的需要，漢初統治者也注意到制禮作樂。「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樂的傳統作用，統治者是認識得很清楚的。在作樂的要求下，產生了相應的舞和歌詩，同時也初步建立了管理音樂(當然包括歌舞)的「樂府」機關。《安世房中歌》便是高祖唐山夫人作的祭宗廟的歌詩，它共有十七章，一般模仿雅頌，很少現實內容。

漢初文學的成就，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辭賦的發展上。漢初文士承戰國游士的餘風，一般積極參加現實政治生活，並從現實政治的需要出發，圍繞着如何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促使封建政權迅速鞏固和上層建築不斷完善等問題，發抒所見，解決現實政治社會問題，這就促進了政論散文的發展。著名作家有賈誼、晁錯等。他們的政論文大抵富有感情，暢所欲言，有戰國說辭和辭賦的影響。其中賈誼的某些文章如《過秦論》、《陳政事疏》等更著名，文學性亦較強。辭賦主要繼承騷體傳統，也開始向新賦體轉化。漢初騷體賦的作者，由於時代和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樣先進的思想和強烈的感情，往往只是強為呻吟。但階級矛盾的緩和，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繁榮，以及統治階級驕奢享樂風氣的形成，也引起了封建文士社會生活和思想感情的變化。因而辭賦的思想內容也不免多少引起了變化，即由抒發個人的強烈感情變為鋪張宣揚統治階級的華貴和享樂生活，由嚴峻的諷刺責斥變為溫和的諷諭勸戒。辭賦思想內容的變化，必然引起體裁、形式的逐漸變化。賈誼是漢初騷體賦的唯一優秀作家。標志著新賦體正式形成的作品是枚乘的《七發》。

漢武帝即位後，由於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漢王朝的經濟力量已十分雄厚，「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至腐敗不可食」(《史記‧平準書》)。在漢初的政治經濟日益發展、日益鞏固的基礎上，漢武帝施展雄才大略，內外經營；鎮壓了陰謀叛亂的宗室藩王；平定了割據東南沿海的東甌閩越等地；鑿山通道，開發並控制了西南少數民族地區；不斷地集中豪強於茂陵，削弱他們在地方上的封建勢力；堅決實行鹽鐵國有的政策，更打擊強豪和富商大賈的經濟壟斷，這就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同時大力抗擊匈奴，通西域，伐大宛，既打擊了匈奴的侵犯，也擴展了帝國的邊疆。正是由於「外事四夷，內興功利」，以及統治階級無窮的奢侈浪費，以致民窮財盡，社會矛盾日益尖鋭化。為了鎮壓貴族、豪強的叛亂和廣大人民的起義反抗，漢武帝極端信任酷吏，不斷加強嚴酷的刑法統治。人民日益陷于痛苦的深淵。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和政治經濟的發展相適應，思想文化也表現着變化和發展。武帝即位，即逐斥「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