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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許多學術派別不同、思想見解各異的學者，都以客卿的身份住在「康莊之衢」的「高門大屋」，雖然沒有實職，卻都可以暢所欲言地討論國家大事，抒發各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他們各人站在自己的階級立場，代表不同的階級利益，互相辯難，各不相下，著書立說，授徒講學，這不但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而且開始出現私家著述的風氣。先秦的諸子百家，其中最突出的如《孟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的散文，都是在這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
戰國時代是諸侯兼併、互相攻伐的時代，也是合縱連橫、激烈鬥爭的時代。由於長期分裂，長期戰亂，造成對人民極大的災難，人民迫切要求統一。戰國後期，七雄並峙，以秦、楚、齊三國為最強，都有統一中國的可能。而楚國幅員廣大，物產富饒，自然條件遠比秦齊為優。自楚威王滅越，其地東至于海，北至于河，西有巴蜀，南有黔巫，几乎佔有當時大半個中國。自楚武王改革軍制，整頓軍備，軍事力量更加強大。所以《荀子‧議兵篇》說：「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革合如金石；宛巨鐵釒也，慘如蜂蠆；輕利僄遫，卒如飄風。」可見楚國的確又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強國。後來楚悼王用吳起為相，再度富強。楚懷王初年，曾為諸侯盟主。如果長期任用得人，內政外交採取積極措施，爭取人民擁護，統一中國的可能性要比秦國更大。這就是春秋以來楚國歷史發展的基本形勢。
遠在春秋初期，楚國就屢次同北方諸侯接觸，學術文化頗受其影響。楚國卿大夫早已熟練了「賦詩」見志的外交辭令。楚靈王的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後來又出現許多著名學者。其歷史典籍則有《檮杌》、《楚書》等。齊梁時，楚武王、昭王墓中發現竹簡，文字略近小篆。近年各地又先後發掘出不少的楚器和竹簡，這些都足以證明楚國文化有悠久的歷史，在長期獨立的發展中，一面吸收中原文化，一面又豐富、提高自己的文化。江漢的民歌，沅湘的民俗，以及音樂、舞蹈等藝術都極為發達，而又各具特色。這就為偉大詩人屈原的創作準備了極其優越、充分的條件。屈原是秦楚爭霸時被捲入鬥爭漩渦的中心人物，他堅決反對楚王及其周圍的腐朽集團對敵妥協投降，同他們鬥爭到底，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詩人的失敗就意味着祖國危亡的形勢越來越嚴重。這樣就產生了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悲憤沉痛、纏綿悱惻而又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的詩篇《楚辭》。
《楚辭》的產生也和戰國時代的散文一樣，都有革新的意義。它是《詩經》以後的一次詩體大解放。它汲取民間文學特別是楚聲歌曲的新形式，把《詩經》三百篇特別是「雅」、「頌」中的古板的四言方塊詩改為參差不齊、長短不拘的騷體詩，建立一種詩歌的體裁，標志著我國文學史上詩歌的新發展。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先秦文學是我國文學史上光輝燦爛的第一頁，它為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文學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第一章 上古文學
第一節 文學藝術的起源
文學藝術起源於生產勞動。它的產生一直要追溯到人類生活的最原始階段。原始人在其勞動的過程中，由於筋力的張馳和工具運用的配合，自然地發出勞動的呼聲。這種呼聲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間歇，在一定時間內，或者重複而無變化，或者變化而有規律，這樣就產生了節奏。這種簡單的節奏就是音樂、舞蹈的節拍和詩歌韻律的起源。從文獻來看，文學藝術起源於勞動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說明的。例如《淮南子‧道應訓》說：「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這幾句話是根據《呂氏春秋‧淫辭篇》來的，「邪許」本作「輿謼」。所謂「舉重勸力之歌」，就是指人們集體勞動時，一倡一和，藉以調整動作、減輕疲勞、加強工作效率的呼聲。舉重時是這樣，舂碓時也是這樣。《禮記》的《曲禮》和《檀弓》二篇都說：「鄰有喪，舂不相。」「相」是送杵聲，其作用與舉大木者的呼「邪許」正復相同。再從現實生活來看，水手的搖櫓和拉縴，建築工人的打夯，碼頭工人的搬運，都可以聽到集體的、個人的或彼此互相唱和的歌聲，音調和諧而有節奏。從這些地方我們極其明顯地看到勞動和文學藝術的密切關係，而且那種節奏是在勞動時的特殊條件下產生的、規定的。這就再一次有力地證明了文學藝術起源於勞動定論斷的正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