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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戰國之交，約在公元前四世紀前後，我國社會發生根本變化。具體地說，也就是地主階級的興起和奴隷主貴族的沒落。西周土地國有，由於生產力日益發展，諸侯大夫在公田外開闢了大量的荒地，成為私田。私田是不納稅的，後來私田過多，春秋中葉，魯國才採取按畝征稅的辦法，以增加國家收入。(見《左傳》)這在事實上就是承認了土地私有權。後來奴隷逐漸解放，鐵的耕器普遍使用，農業生產力進一步提高了，私田就越來越多，諸侯大夫越來越富，私田的數量既超過公田，原來的土地國有制逐漸被破壞，因而促使奴隷制的崩潰，由奴隷制社會漸漸轉入封建制社會。在這個社會急遽變化的過程中，私家經濟力量遠遠超過公家，表現在政治上則是王室卑弱，諸侯強大；公室卑弱，大夫強大。這時不但周天子「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就是本來強大的諸侯也有「不保社稷」的，如田氏篡齊，韓、趙、魏三家分晉，都是空前的社會大變革。同時，吳起相楚，廢疏遠公族以養戰士，又令貴人實廣虛之地(見《史記‧吳起傳》及《呂氏春秋‧貴卒篇》)。不久，商鞅變法，廢井田，開阡陌，使人民得自由買賣：一連串的大事件先後發生在這一歷史時期，實在是必然的趨勢。由此引起各方面的社會變化，也是必然的趨勢。從春秋末年看，一般較有見識的政治家已經看到迷信天道鬼神的無益和爭取人民的重要，例如子產不毀鄉校，不聽裨灶禳火；晏子預知民歸陳(田)氏，反對禳祭慧星。他們之所以比較明智，正因為社會現實告訴他們：當前政治鬥爭的努力方向是人事，不是天道；鬥爭勝敗的關鍵是爭取人民，不是迄憐鬼神。這一新的政治經驗斷斷乎不是保守派的公族所能理解的。果然，情況的發展到了戰國，就有許多統治階級懂得這個道理，各國諸侯卿相爭相養士，特別是幾個貴公子，門下食客多至三千人，鷄鳴狗盜、引車賣漿之徒莫不賓禮。馮諼為孟嘗焚券，孟軻勸齊王保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這些寶貴的現實的經驗教訓促使執政者都要求歷史家總結出來，作出新的歷史記錄以資借鑒。因此，就促進了歷史散文的發展，產生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新型歷史著作，從古奧棘澀、佶屈聱牙的《尚書》「誥」、「命」中解放出來，形成一種新的散文風格。
奴隷社會的崩潰，更顯著地引起人們思想意識的變化。西周以前的統治思想是神權至上、君權至上而又二者統一的思想。比如說，從前的天或帝是宇宙萬物的主宰，世間治亂興衰、吉凶禍福都由他決定；到了戰國，就有人肯定地說：「治亂非天也」「從天而頌之，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論》)奴隷社會是不把人當人的，春秋以來，人的地位逐漸不同了。孔子講「愛人」，講「泛愛眾」；稍後，子夏講「四海之內皆兄弟」；戰國時，墨子講「兼愛」；許行講「並耕」；而孟子不但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且進一步講「民為貴，君為輕」。總之，這時社會的變革已經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和要求對一切事物的再認識，特別是上帝權力的動搖，人民地位的提高，個人作用的肯定和發揮等都在春秋以來儒、道、墨、法諸家的學說中體現出來。他們之間主張不同，互相對立而又互相影響，其中心思想最後總表現在政治上，成為某種主要傾向。
由於階級鬥爭的激烈，許多政治家、學者都企圖推行自己的「道」；更由於統治者的爭取，他們紛紛到諸侯各國進行遊說，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例如孔子周游列國，席不暇暖；墨翟、宋銒為了反對不義戰爭，都去說楚王罷兵；孟軻先後說齊宣王、梁惠王；許行自楚至滕說滕文公；荀卿先游齊，後適楚。其他縱橫法術之士，從個人利益出發，奔走各國之間，那就不必說了。當時各派學者因諸侯延攬而大量集中，最多者莫如齊國。據《史記‧田完世家》載：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