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皇帝全心全意地崇拜羅馬諸神，研究魔法，並相信各種神諭。他視若天上來客百般敬重的先知和哲學家常被他提升到行省負責人的高位，並讓他們參加他的最機密的國事會議。這些人很容易便使他相信，基督教徒所以能獲得勝利，完全依靠他們始終有嚴格的紀律，而多神教的虛弱則主要來之於祭司之間缺乏團結和上下級關係不明。於是，一種顯然不過按基督教會的辦法照貓畫虎的管理體制被建立起來。
遵照馬克西明的命令，帝國各大城市裡的神廟都一一加以修繕和裝新，各個神廟裡管事的祭司也都全歸在一個高級的大祭司的管轄之下，這個大祭司將可以和主教對抗，並推進異教的事業。
這些大祭司反過來又得承認市級或作為皇帝本人的直接代理人的省級大祭司的最高權威。
白袍是他們的高貴地位的標記；這些新的高級祭司都是從最高貴、最富有的家族中精選出來的。
通過地方行政官和祭司團的影響，從各地，特別是從尼科米底亞、安條克和推羅，送上來大批表示效忠的表章，全都巧妙地作為民眾的呼聲，迎合提出眾所周知的朝廷的意圖；籲請皇帝堅持法律的公正，而不要一味只顧寬大為懷；表示他們對基督教徒的憎惡，請求政府至少將那些不敬神的宗派逐出他們各自的地區之外去。
馬克西明在推羅市民的表章上所作的批語至今尚在。他以無比滿意的口吻讚揚了他們的熱情和虔誠，申斥了基督教徒的不敬神的頑固態度，並通過迫不及待地同意他們流放基督教徒的要求，顯示出，他認為自己只是接受了而並非提出了一項義務。
祭司和地方行政官員們全都被授權執行他的那些刻在銅牌上的敕令，敕令雖然告誡他們要避免流血，但是對一些執拗的基督教徒卻仍然施以最殘酷和最惡毒的懲罰。
對於一個如此有計劃地制訂暴虐政策的頑固而殘暴的君王，亞細亞的基督教徒無不談虎色變。但是，沒過幾個月，由西部兩皇帝頒佈的敕令卻迫使馬克西明不得不暫時中止執行他的迫害計劃了：他輕率地對李錫尼發動的內戰佔據了他的全部注意力；而馬克西明的失敗和死亡很快便使得基督教會從它的最後的也是最凶狠的敵人的手中解脫出來了。
在這段關於最初由戴克里先的幾道敕令授權進行的這一迫害活動的描述中，我有意略去了某些基督教殉教者遭受苦難和死亡的情景。
事實上，要從優西比烏斯的歷史書、從拉克坦提烏斯慷慨激昂的演說詞以及從最古老的案卷中收集起大堆令人毛骨悚然和厭惡之極的描繪，以便讓各種刑架和皮鞭、鐵鉤和燒紅的鐵床，以各種各樣用火與鐵，用野獸和比野獸更加野蠻的劊子手，所能加之於人體的刑具充斥我們的若干書頁，原是再容易不過的事。這些淒慘的圖景還可以用目的為了推遲死亡，或慶祝勝利，或指引人們去發現那些為基督獻身、被奉為聖徒的遺骨的形形色色顯靈場面和奇蹟加以烘托。但是，在我弄清楚我對這些記述應當相信到何種程度以前，我卻無法決定該抄錄哪些內容。
最嚴肅的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斯本人就曾間接承認，他重述了一切能為基督教增光的記載，卻略去了所有可能使基督教丟臉的東西。這樣一種承認不免會使人懷疑，一個如此公開違反歷史學基本法則的作者，恐怕對它的另一條法則也未必會嚴格遵守。而優西比烏斯本人，几乎和任何一個同時代的人相比，都更少輕信的色彩，並更為熟悉宮廷裡的各種手腕，也使這種懷疑更為可信了。
在某些特定場合，當政府官員為某些個人的利害或冤仇所激怒、當殉教者的狂熱情緒促使他們忘記了小心從事的準則，甚至忘記了起碼的體面，竟然動手推倒祭壇、對皇帝肆意漫罵、毆打開庭審案的法官的時候，那恐怕不論什麼樣人類所能想象、最堅強的信念所能受忍的種種酷刑都會用來加在那些虔誠的犧牲者的身上。然而，有兩個無意中提到的情況卻讓人體會到，一般對那些被司法官員逮捕的基督徒的處置實際並不像通常所設想的那麼不堪。
1．被判在礦坑中勞動的信徒，由於看守的仁慈或疏忽，完全可以在那些陰鬱淒涼的住處修建小教堂，自由地表達自己的宗教信仰。
2．主教們不得不去阻止和譴責一些自動向行政官員投案的頭腦過于發熱的基督教徒。他們中有些被貧困和債務所迫，盲目地希望藉機光榮的死去以了結自己悲慘的一生；另一些則天真地希望經過一段短時間的監禁便會洗去自己一生的罪孽；還有一些人則出於一種不光彩的動機，盼着得到一大筆教會給予坐監者的補貼，使他們從此可以過較富足的生活。在教會戰勝它的一切敵人之後，被囚的人出於私利和虛榮心的考慮，都極力誇大各自所受苦難的程度。時間或地點的距離使他們完全有充裕的餘地可以信口開河地編造：誰誰的傷口如何頓時自癒，誰誰轉眼恢復了健康，誰誰斷掉的肢體立即神奇地又重新接上等等，關於神聖的殉教者的各種例證，他們全可以十分方便地用來解決編造的困難和壓下別人的改正意見。
最誇張的傳說，只要有助于為教會增添光彩，便會受到輕信的會眾的喝采，得到有權力的教士團的容忍，併為教會歷史採用一些可疑的證據所證明。
關於流放和監禁、苦難和折磨的含含糊糊描述，在一個伶巧的演說家的筆下，十分容易被任意加以誇大或沖淡，使得我們不得不決定對一個更為清楚、不易篡改的事實進行一番探索；那就是由於戴克里先、他的共治者以及他的繼位者頒佈的敕令而喪命的人究竟有多少？近代的傳說記載了整支軍隊和整個城市的市民如何在一次不分青紅皂白的迫害怒潮中被一掃而光的例子。
更早一些的作家則僅僅滿足於不着邊際地悲憤地大發一通牢騷，卻都不屑于弄清楚究竟有多少人被容許用鮮血證實了自己對福音的信仰。不過，從優西比烏斯的史書中我們可以看出，僅只有
9位主教被處死；而根據他具體列舉的巴勒斯坦的殉教者名單，我們可以斷定，真正被加上那個稱號的基督教徒也不會超過
92人。
由於我們不瞭解那一時期一般主教們的熱誠和勇氣究竟如何，我們也便不可能從這些事實的前者作出任何有用的推斷；但其後者卻可以幫着確證一個十分重要和極為可能的結論。根據羅馬帝國行省劃分的情況看，巴勒斯坦的面積可以看作是東帝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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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而既然有些總督不論是出於真誠的還是假裝的仁慈，始終不曾使自己的手上沾染基督教徒的鮮血，我們也便有理由相信，那個過去的基督教的誕生地，在伽勒裡烏斯和馬克西明治下被處死的殉教者至少應占全國殉教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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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那麼其全數便可能達到
1500人，這個數字如果按這場迫害延續的
10個年頭平均分配，每年實際犧牲的殉教者則為
150人。
在意大利、阿非利加，也許還有西班牙等省，經過兩三年之後，嚴峻的刑法或者被暫時擱置，或者被廢止了，這幾省如果也按同樣的比例計算，那麼，在羅馬帝國境內經法院判決處以極刑的基督教徒群眾將減至不足
2000人。
即然無可懷疑，同以往任何一次迫害相比，在戴克里先時代，基督教徒的人數更多，他們的敵人也更加瘋狂，這個或許可信的溫和的估計數也許可以幫助我們推算出到底有多少原始的聖徒和殉教者為了在世界範圍內引進基督教這一重大目標而犧牲了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