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齋誌異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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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新注聊齋誌異（上）

作者：蒲松齡

前言

《聊齋誌異》是中國清朝初年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說集。它以寫花妖狐魅、畸人異行著稱于世，奇特詭譎的故事情節，異彩紛呈的人物形象，不同流俗的美學理想，構成《聊齋誌異》的獨特風格。它既是中國文學的瑰寶，更是世界文學的明珠。作者蒲松齡無愧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巨人。

蒲松齡生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卒於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字留仙，號劍臣，別號柳泉居上；山東淄川縣（今淄博市淄川區）蒲家莊人，他的家族，明萬曆以來也曾「科甲相繼」；但至蒲松齡時代，「為寡食眾，家以日落。」

（《述劉氏行實》）分居後，蒲松齡「數椽風雨之廬，十畝荊榛之產；賣文為活，廢學從兒；納稅傾囊，愁貧任婦。」（《呈石年張縣公俚謡序》）十九歲，「初應童子試，即以縣、府、道三第一，補博士弟子員。」

（張元《柳泉蒲先生墓表》）此後則屢挫于鄉試，以歲貢終老。他一生，除了去揚州府寶應縣充當幕賓一年，均設帳于縉紳之家；而在同邑西鋪畢際有家時間最長，設館三十年，七十歲才歸老家居。七十六歲辭世。蒲松齡出生前一年，即崇幀十二年正月，第五次入關的清兵攻被濟南，積屍盈城；血腥洗劫殃及齊魯。

崇禎十七年，清兵再次入關擊潰李自成，建立清王朝，鎮壓各地抗清力量；壓域黑雲瀰漫全國。然而在兵連禍結之中，明中葉以後萌發的民主啟蒙思想依然向前發展。清初，王夫之、黃宗轟、顧炎武、唐甄等人繼續批判宋明理學，思想上閃現出更多的民主性光芒。歷史的災難、時代的思潮以及個人的遭遇，這一切對蒲松齡的思想和創作，必然有所影響，蒲氏狂痴招尤，孤憤著書，正是時代使然。

其思想積極用世，憧憬仁政；他希望賦役徵收應當。「念民膏」，刑名出入應當「得民情」，工役興作應當「惜民力」，（代孫蕙作《放生池碑記》）黑暗的現實雖然「罔念夫民命」，然而蒲松齡則終生堅持「利民濟物」的理想。他睥睨邪惡，擺脫世俗的覊絆，追求心靈的自由，將自己的人生理想寫入《聊齋誌異》。

清初人民飽經兵燹戰亂，其心靈創傷尚未平復。《聊齋誌異》有不少篇目，隱約曲折地展示了那個時代的劫難。舉凡明末北兵入寇的「齊地大亂」、「濟南大劫」，請初的……姜瓖之變「、」三藩之亂「、」謝遷之變「、」于七之難「，《聊齋誌異》都曾觸及，雖然含蓄迷離，但都傾向鮮明：詛咒兵連禍結，悼念受害人民。懷着對人民的深切同情，《聊齋誌異》更把批判的鋒芒指向整個社會，斥之為」強梁世界“（《成仙》）。

在這個社會裡，「天子一跬步，皆關民命」（《促織》）；封建官府像陰司一樣暗昧（《席方平》）；高級官僚惡德滿盈（《續黃粱》），下級官吏鄙瑣貪婪（《梅女》），衙門公役則「無有不可殺者」。（《伍秋月》）；至于地方豪紳，更是依財仗勢，橫行鄉裡，《聊齋誌異》刺貪刺虐，全無畏忌。

明清兩代用八股取士，以強化其政治統治。蒲松齡五十一歲才放棄應舉，雖然他還不能自覺地否定這個制度，然而他卻能從舊壘中反戈一擊，揭露科舉的弊端與醜惡。《聊齋誌異》有相當數量的篇目，以嬉笑怒罵之筆譏刺科場衡文不公以及賄賂公行。司衡無目，蓋因簾內諸官只熟悉八股濫調，不諳德業文章，無能識別真才（《司文郎》、《賈奉雉》）。

學官貪冒，則不僅「學使之門如市」（《神女》），而且「考弊司」竟定例割髀肉為蟄（《考弊司》）。讀書人對此卻帖耳忍受，心無愧恥；倖進者則

高官厚祿，作威作福（《續黃粱》），失意者則嗒然若死，如餌毒之蠅（《王子安》）。蒲松齡晚年詩作《歷下吟》寫省城試士的醜態，不禁慨嘆：「此中求伊周，亦復可側愴。」《聊齋誌異》抨擊科舉的作品，也部流露出此種側愴的心情。

《聊齋誌異》各類題材的作品部有自己的審美追求，其中描寫婚姻愛情的作品表現得尤為鮮明。在蒲松齡那個時代，封建的因襲觀念大部開始動搖，「甚至骨肉之間，亦用機械，家庭之內，亦蓄戈矛」（《為人要則》）。《聊齋誌異》描寫家庭糾葛的作品，往往把青年一代視作衝決封建札教的主要力量。封建社會鄙視婦女，《聊齋誌異》卻以大量篇目，塑造了許許多多天生麗質，從不同角度展示她們的美好情操和過人才能。例如：顏氏之才，喬女之德！翩翩之仙，葛巾之神；嬰寧的天真，蕙芳的純樸；素秋的淡泊，黃英的通達；嬌娜的灑脫，青鳳的痴情；等等。她們人各一面，全非世俗男子所能比擬，封建社會嚴男女之大防，《聊齋誌異》則借助浪漫主義的奇想，賦予青年男女以極大的互愛自由。作品認為：「禮緣情制；情之所在，異族何殊焉」（《素秋》）：「天下惟真才人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瑞雲》）。作品呼喚真情，反對「以禮節情」，因而對知己相愛或鍾情不移者備加讚揚，而對虛偽矯情或欺騙愛情者則予以譴責。

作者意識到愛情是婚姻的基礎，因而確認男女婚姻，「此自百年事，父母止主其半」（《青蛙神》）。

作品所讚揚的大多是自媒自主的婚姻；這在當時不是已經存在的現實，而是應該實現的理想。蒲松齡的審美情操，的確高人一等；縱然雜有些微糟粕，畢竟瑕不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