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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並非為寫「古原」而寫古原，同時又安排一個送別的典型環境：大地春回，芳草芊芊的古原景象如此迷人，而送別在這樣的背景上發生，該是多麼令人惆悵，同時又是多麼富於詩意呵。「王孫」二字借自楚辭成句，泛指行者。「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說的是看見萋萋芳草而懷思行遊未歸的人。而這裡卻變其意而用之，寫的是看見萋萋芳草而增送別的愁情，似乎每一片草葉都飽含別情，那真是：「離恨恰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李煜《清平樂》）。這是多麼意味深長的結尾啊！詩到此點明「送別」，結清題意，關合全篇，「古原」、「草」、「送別」打成一片，意境極渾成。
全詩措語自然流暢而又工整，雖是命題作詩，卻能融入深切的生活感受，故字字含真情，語語有餘味，不但得體，而且別具一格，故能在「賦得體」中稱為絶唱。
（周嘯天）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
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
因望月有感，聊書所懷，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烏江十五兄，兼示符離及下邽弟妹
白居易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覊旅各西東。
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
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白居易所處的中唐是一個多難的時代，他從十多歲開始，即因戰亂而離家四處飄泊。德宗貞元十五年（
799）春，宣武軍（治所在開封）節度使董晉死，其部下舉兵叛亂。繼之彰義軍（治所在汝南）節度使吳少誠亦叛，唐朝廷不得不發兵征討，河南一帶再次淪為戰亂的中心。由於漕運受阻，加上旱荒頻仍，關內（今陝西省中部、北部及甘肅一部分地區）饑饉十分嚴重。就在這一年秋，白居易為宣州刺史所貢，第二年春在長安考中進士，旋即東歸省親。這首河南經亂書懷的詩，大約就寫於這一時期。
這是一首感情濃郁的抒情詩，讀來如聽詩人傾訴自己身受的離亂之苦。在這戰亂饑饉災難深重的年代裡，祖傳的家業蕩然一空，兄弟姊妹拋家失業，覊旅行役，天各一方。迴首兵燹後的故鄉田園，一片寥落淒清。破敝的園舍雖在，可是流離失散的同胞骨肉，卻各自奔波在異鄉的道路之中。詩的前兩聯就是從「時難年荒」這一時代的災難起筆，以親身經歷概括出戰亂頻年、家園荒殘、手足離散這一具有典型意義的苦難的現實生活。接着詩人再以「雁」、「蓬」作比：手足離散各在一方，猶如那分飛千里的孤雁，只能弔影自憐；辭別故鄉流離四方，又多麼象深秋中斷根的蓬草，隨着蕭瑟的西風，飛空而去，飄轉無定。「弔影分為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兩句，一向為人們所傳誦。詩人不僅以千里孤雁、九秋斷蓬作了形象貼切的比擬，而且以弔影分飛與辭根離散這樣傳神的描述，賦予它們孤苦淒惶的情態，深刻揭示了飽經戰亂的零落之苦。孤單的詩人淒惶中夜深難寐，舉首遙望孤懸夜空的明月，情不自禁聯想到飄散在各地的兄長弟妹們，如果此時大家都在舉目遙望這輪勾引無限鄉思的明月，也會和自己一樣潸潸淚垂吧！恐怕這一夜之中，流散五處深切思念家園的心，也都會是相同的。詩人在這裡以綿邈真摯的詩思，構出一幅五地望月共生鄉愁的圖景，從而收結全詩，創造出渾樸真淳、引人共鳴的藝術境界。
全詩以白描的手法，採用平易的家常話語，抒寫人們所共有而又不是人人俱能道出的真實情感。清劉熙載在《藝概》中說：「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白居易的這首詩不用典故，不事藻繪，語言淺白平實而又意藴精深，情韻動人，堪稱「用常得奇」的佳作。
（左成文）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白居易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
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唐人喜歡以行第相稱。這首詩中的「元九」就是在中唐詩壇上與白居易齊名的元稹。元和四年（
809），元稹奉使去東川。白居易在長安，與他的弟弟白行簡和李杓直（即詩題中的李十一）一同到曲江、慈恩寺春遊，又到杓直家飲酒，席上憶念元稹，就寫了這首詩。這是一首即景生情、因事起意之作，以情深意真見長。
詩的首句，據當時參加游宴的白行簡在他寫的《三夢記》中記作「春來無計破春愁」，照說應當是可靠的；但《白氏長慶集》中卻作「花時同醉破春愁」。一首詩在傳鈔或刻印過程中會出現異文，而作者對自己的作品也會反覆推敲，多次易稿。就此詩來說，白行簡所記可能是初稿的字句，《白氏長慶集》所錄則是最後的定稿。那麼，詩人為什麼要作這樣的修改呢？在章法上，詩的首句是「起」，次句是「承」，第三句當是「轉」。從首句與次句的關係看，把「春來無計」改為「花時同醉」，就與「醉折花枝」句承接得更緊密，而在上下兩句中，「花」字與「醉」字重複顛倒運用，更有相映成趣之妙。再就首句與第三句的關係看，「春愁」原是「憶故人」的伏筆，但如果一開頭就說「無計破春愁」，到第三句將無法顯示轉折。這樣一改動，先說春愁已因花時同醉而破，再在第三句中用「忽憶」兩字陡然一轉，才見波瀾起伏之美，從而跌出全篇的風神。
這首詩的特點是，即席拈來，不事雕琢，以極其樸素、極其淺顯的語言，表達了極其深厚、極其真摯的情意。而情意的表達，主要在篇末「計程今日到梁州」一句。「計程」由上句「忽憶」來，是「憶」的深化。故人相別，居者憶念行者時，隨着憶念的深入，常會計算對方此時已否到達目的地或正在中途某地。這裡，詩人意念所到，深情所注，信手寫出這一生活中的實意常情，給人以特別真實、特別親切之感。
白居易對元稹行程的計算是很準確的。當他寫這首《醉憶元九》詩時，元稹正在梁州，而且寫了一首《梁州夢》：「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元稹對這首詩的說明是：「是夜宿漢川驛，夢與杓直、樂天同遊曲江，兼入慈恩寺諸院，倏然而寤，則遞乘及階，郵吏已傳呼報曉矣。」巧的是，白居易詩中寫的真事竟與元稹寫的夢境兩相吻合。這件事，表面上有一層神秘色彩，其實是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現的巧合，而這一巧合正是以元、白平日的友情為基礎的。唐代長安城東南的慈恩寺和曲江是當時游賞勝地。而且，進士登科後，皇帝就在曲江賜宴；慈恩寺塔即雁塔，又是新進士題名之處。元、白兩人想必常到這兩處共同遊宴。對元稹說來，當他在孤寂的旅途中懷念故人、追思昔游時，這兩處長安名勝，不僅在日間會時時浮上他的心頭，當然也會在夜間進入他的夢境。由於這樣一個夢原本來自對故人、對長安、對舊遊的朝夕憶念，他也只是如實寫來，未事渲染，而無限相思、一片真情已全在其中。其情深意真，是可以與白詩比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