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書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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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略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

臣輒思惟，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並損，下田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脊，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谷，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

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氾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鐘。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

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于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谷及為賞直。

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出則以戰，非如豬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谷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谷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十萬斛谷，牛又皆當調習，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

預又言：

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于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絶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雲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懇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遵言。臣案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于今者水澇湓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瀉之不滀。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眾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

朝廷從之。

及平吳之後，有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內無宅城外有者，皆聽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