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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哦，」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輕聲地責怪他，「不許這樣，薩申卡。爸爸會想，薩沙不好，是個壞孩子。來，讓人看看你會不會親，親親爸爸。別哭啦，有什麼可哭的，傻孩子。」
「東尼娜，讓他安安靜靜獃着吧。」醫生用請求的口氣說，「不要難為他啦，你自己也別不高興。我知道你又會胡思亂想，覺得這不是好兆頭，一定是個不好的兆頭。這都是無稽之談。本來很自然嘛，孩子從來沒見過我。明天和我一熟，用水都潑不開。」
但是他自己也很沮喪，從屋子裡出去的時候，懷着某種不祥的預感。
在此後的幾天裡，他才領悟自己是多麼孤獨。他並不責怪任何人。顯然，這是他自己希望並且爭取得到的。
朋友們都變得出奇的消沉了。每個人似乎都失去了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見解。在記憶中，他們的形象原本是更加鮮明的。看來從前他對他們的評價過高了。
只要清理上還允許有錢人靠剝削窮人而任性胡為，那麼，就很容易把這種怪事以及多數人受苦而少數人享樂的權力當成事物的本來面貌和天經地義的道理！不過，一旦底層的人抬頭，上層的特權被取消，這一切就會黯然失色，大家也毫不可惜地徹底同任何人顯然都不曾有過的獨立思考分手了！如今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感到最親近的只是那些可以無言相對和缺少激情的人，此外還有妻子、岳父，再加上兩三個一起共事的醫生和幾位謙虛謹慎的普通職員。
按照事先的打算，準備了野鴨和酒精的晚餐聚會在他回來後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如期舉行了。在這之前，他已經同所有被邀請的人都見了面，所以，這天晚上不能說是他們的初次會見。
在閙饑荒的日子裡，這只肥鴨變成了難得一見的奢侈品，可是搞不到能夠佐餐的麵包，這又使出色的菜餚失去了意義，甚至令人感到憤意。
戈爾東拿來的酒精是盛在一個藥房用的帶磨口瓶塞的玻璃瓶裡。當時，酒精是投機小販最喜歡使用的一種交換手段。安東寧娜·亞歷山德羅夫娜牢牢地把瓶子掌握在手裡，根據需要滲上水，分成幾小份，隨着情緒的變化有時調製得酒性過烈，有時又過淡。原來，通過酒液的變化而使人產生不均勻的醉意，效果要比烈性酒和度數穩定的酒的作用更大。這同樣也令人懊喪。
最引人傷感的莫過於他們的聚會和現時的條件完全不和諧。不能設想街巷對面那一幢幢房子裡此時此刻人們也會有吃有喝。窗外就是黝黑沉寂的、饑餓的莫斯科。城裡的小吃店空空如也，像野味和伏特加這類東西，已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了。
看來，只有和周圍的生活相似並能不留痕跡地融合其中，才是真正的生活；單獨的幸福並不成其為幸福，因為鴨子和酒精在全市已經是獨一無二的東西，所以也就失去了鴨子和酒精的滋味。這是最最令人煩惱的。
客人們同樣有了種種不愉快的思緒。戈爾東的情緒還不錯。他吃力地動着腦筋，憂鬱而又不連貫地闡述自己的思想。他是尤里·安德烈耶維奇最好的朋友。在中學的時候，大家都很喜歡他。
但是現在，他對自己也感到厭煩，於是就想對自己的精神面貌做些未見得成功的修正。他強打起精神，硬着頭皮裝出無憂無慮的樣子，不停地講俏皮話，常常使用些「有意思」和「很有趣」這類並非他慣用的字眼，因為戈爾東從來不善於從消遣的意義上去理解生活。
在社多羅夫到來以前，他給大家講的就是自認為可笑的杜多羅夫的婚事。這在朋友們當中已經有所傳聞，不過尤里·安德烈耶維奇還不知道。
原因就是杜多羅夫婚後將近一年又和妻子分了手。這件意外的事令人難以相信的癥結是這樣的：由於差錯，社多羅夫被徵去當兵。在服役和等待把問題搞清楚這段時間，又因為粗心大意和在街上不向上級敬禮，他大部分時間干的是懲罰性的勤務。解除兵役以後的很長時期，只要一看到軍官，他的手便不由自主地還要舉起來，兩眼發花，彷彿到處都是閃亮的肩章。
那段時間，他無論做什麼都不順當，出了種種差錯和紙漏。正是處于這種情況，他大概是在窩瓦河的一個碼頭上遇見了兩個姑娘。她們是兩姐妹，和他等的是同一條船。也許是因為周圍有數不清的軍人走來走去而引起精神恍惚，同時又勾起了當兵的時候和敬禮有關的感受，他看都沒有看仔細就愛上了那位年輕的妹妹，匆匆忙忙地向她求了婚。「有意思吧，是木是？」戈爾東不止一次地問大家。說到這裡，他不得不草草結束這段描述，因為門外傳來了故事主人公的聲音。杜多羅夫走進房間。
在他身上發生的是相反的變化。先前一個不穩重的、任性的輕浮人，變成了一個神情專注的學者。
少年時期由於參與一次政治犯的逃亡被中學開除以後，有一段時間他在幾個藝術學校之間轉來轉去，最後終於被嚴肅的專業吸引住了。杜多羅夫在戰爭年代才從大學畢業，比同伴們都晚多了，然後就留在俄國史和世界史兩個教研室裡。他在俄國史方面寫過有關伊凡雷帝的土地政策的著作，在世界史方面從事聖茹斯特的研究。
如今他對一切問題都很有興緻，說話時聲音不高，略帶傷風似的喀啞，有所期待的目光凝視在一點上，眼睛既不低垂也不抬起，彷彿是在講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