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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一來，前線上的採訪人員和新聞記者可就多得成災了。寫出了各式各樣的『見聞』，記錄了種種的名言警句，探視了傷員並且提出了有關民意的新理論。這簡直就像達利先生再世，同樣是精於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辭藻的寫作狂。這是一類。還有另一類，最喜歡用不連貫的詞句，精雕粗刻，又帶有懷疑和厭世的味道。比方說，我曾讀過的，有一位就寫了這麼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陰沉，宛如昨日。一清早就開始落雨，遍地泥濘。臨窗眺望大路，那是魚貫行進着看不到頭的俘虜。車上運的是傷員。大炮正在射擊。今天又在射擊，和昨天一樣，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時，周而複始……』你看，這夠多深刻，多俏皮！不過他為什麼要遷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樣來，太自命不凡了！為什麼對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對他自己每天發射大量的用遠號隔開的流水賬似的詞句覺得奇怪呢？為什麼不停止這種像跳蚤蹦跳一樣匆忙發射出來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應該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應該有新面貌，不要舊調重彈；靠筆記本記下大量言之無物的東西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內容；如果沒有自己的見地，如果缺乏那麼一點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種傳奇的色彩，事實也就失去了意義。」
「非常正確，」戈爾東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要說說今天我們看到的那個場面。這個拿一位長者嘲笑取樂的哥薩克，完全同無數類似的情況一樣，是最普通的一種卑劣下賤的舉動。很清楚，對這種舉動用不着講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要是說到整個猶太人的問題，就需要哲學，而且它會出乎意料地翻個個兒。不過，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見解。你我的這些思想，都是從你舅舅那兒來的。
“人民是什麼？——這是你剛纔問到的。對他們是不是需要過分遷就照顧？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悅於人民，而是用自己的豐功偉績使萬民趨之若騖並受到頌揚而留芳百世的人，這不就是他應有的本分嗎？哦，這是當然的。話說回來，在基督教的時代還需要談什麼民族呢？因為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說服和教化過的，所以關鍵在於轉變，而不在於恪守；目的基礎。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新約》。它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說的呢？首先，《新約》並不曾規定：要這樣，要那樣。它只提出一些樸素的、穩重的主張。它提出：你願不願按照以前從未有過的新的方式生活，願不願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結果，上下幾千年所有的人都採納了這個建議。
“當它談到天國裡既沒有古希臘人也沒有猶太人的時候，難道僅僅說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嗎？不是的，只為這個也不需要《新約》，在這以前，希臘的哲人、羅馬的聖賢和價日約》的先知早就瞭解這個道理。不過它說的是這個意思：在深思熟慮的心靈裡，在新的生活方式當中，在被稱作天國的新的交往範圍裡，沒有民族，有的只是個人。
“你剛纔說過，如果不加進某種思想的話，事實也是毫無意義的。基督教和個人奉行的宗教儀式，正應該加進事實中去，從而才使它對人具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