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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你說的是什麼。那是大麻。這兒有不少大麻田。大麻本身就散髮出一種使人很難受的爛果子的氣味。另外，在作戰地區還把敵人的死屍扔到大麻田裡，日子長了沒人發現就腐爛了。這一帶到處都有屍體氣味是很自然的。又是大炮，你聽到了嗎？」
這些日子，他們几乎把世界上的事都談遍了。戈爾東完全瞭解自己這位朋友對戰爭、對當代形勢的看法。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向他講了自己是多麼難於習慣這種一定要相互消滅的血腥的邏輯，而且不忍心去看那些受傷的人，特別是可怕的現代的戰場的創傷，也更難於習慣那些被最新的戰爭技術變成一堆醜陋不堪的肉塊的殘存下來的畸形人。
戈爾東每天都陪着日瓦戈出去，所以也親眼看見了一些情況。當然，他也意識到，無所事事地從旁看著別人表現的英勇行為，看著人家如何以非人的力量戰勝可怕的死亡，併為此付出多麼大的犧牲，冒多麼大的風險，是很不道德的。可是，對這些只能發出幾聲無能為力、毫不起作用的嘆息，他覺得也沒有絲毫高尚的意味。他認為，待人接物要適合現實生活為你安排的環境，要誠實而自然。
有一次到西邊離火線很近的戰地包紮所的紅十字支隊去，這時候他就親身體驗到有些傷員的模樣確實可以使人暈倒。
他們來到一半已經被炮火轟倒了的大森林中間的空地上。在被毀壞和踐踏過的灌木叢裡，頭朝下躺着幾輛被打壞的炮車。有一棵樹上掛着一匹戰馬。遠處可以看到有一幢林務所的木頭房子，房頂被掀去了半邊。包紮所就設在林務所辦公室和林子中間的兩座灰色大帳篷裡。兩座帳篷搭在經過林務所的那條路的兩邊。
「把你帶來可真沒有必要，」日瓦戈說道，「差不多緊挨着戰壕，離這兒只有一里半或者兩里，可是咱們的炮隊就在那邊，在林子後頭。你聽聽，這是什麼聲音？別硬充英雄好漢了，我不相信你是好漢。你現在準保嚇得要死，這很自然。情況每分鐘都可能變化。這裡會落炮彈的。」
在林中道路兩旁，一些滿身塵土、疲憊不堪的年輕士兵叉開穿著沉重的皮靴的兩腿躺在地上，有的面朝下，有的面朝上，軍服上衣的前胸和肩腫骨部分都被汗濕透了。這是嚴重減員的一個班剩下來的人。他們從接連三天三夜的戰鬥中撤下來，到後方稍微休息一下。士兵們躺在地上一動不動，像石頭一樣，連笑一笑和說幾句下流話的力氣都沒有了。當樹林深處的路上響起了急速跑來的馬車聲音的時候，他們連頭都沒有回。這是幾輛沒有彈簧的雙輪輕便馬車，向上顛動着急駛過來，給包紮所送來了傷員，把這些木走運的人的骨頭架子差不多都顛散了，五臟六腑都要翻個個兒。包紮所只能作些簡單處理，很快打上繃帶，有些特別緊急的也只能作些簡單的手術。這些傷員都是半小時以前炮火稍停的時候，從塹壕前面的開闊地上運下來的，數量多得嚇人，其中半數以上昏迷不醒。
把他們運到辦公室門廊前的時候，衛生員帶著擔架從屋子裡出來開始卸車。一個護士用一隻手從下邊撩開帳篷的底邊兒，向外觀望。現在不是她值班，閒着沒事。帳篷後面的樹林裡有兩個人在大聲爭吵。蒼翠高大的樹木用很響的回聲把爭吵的餘音傳播開來，不過具體的話卻聽不清。傷員運到的時候，爭吵的兩個人從樹林裡來到路上，朝辦公室走去。那個怒沖沖的年輕軍官朝醫療分遣隊的醫生不住地叫嚷，一定要從他那裡打聽到原先駐紮在樹林裡的炮兵輜重隊轉移到哪裡去了。醫生什麼也不知道，因為這和他毫無關係。醫生請那位軍官等一等，不要喊叫，傷員已經運到了，他有事情要做。可是軍官仍舊不肯罷休，把紅十字會、炮兵機關和世界上的一切都大罵一通。日瓦龍來到醫生跟前，兩個人寒暄過後，就沿台階進入林務所。那個軍官帶點動靶人的口音繼續在罵，一邊解下拴在樹上的馬，跳上馬背往樹林深處跑去了。那個護士一直在看著。
突然，她的臉嚇得變了樣子。
「你們要幹什麼？是不是發瘋了？」她朝兩個不用人扶、自己走在擔架中間往包紮所去的輕傷員喊着，一面從帳篷裡跑出來，直奔路上追了過去。
擔架上抬着一個傷勢特別嚇人、血肉模糊的不幸者。一塊炸開的炮彈殼碎片把他的臉炸得不成樣子，嘴唇、舌頭成了一團血醬，可是人還沒死，那塊彈片牢牢地卡在削掉了面頰的那個部位的頜骨縫裡。這個重傷員發出輕微的、斷續的呻吟，完全不像是人的聲音，聽到的人都會覺得這是在請求儘快了結他，解除這不可想象的拖長的痛苦。
護土彷彿看出，旁邊走着的兩個輕傷員在這種呻吟聲的影響下，正準備徒手從這人的面頰上把那塊可怕的鐵片拔下來。
「你們要幹什麼，難道能這樣？這得外科醫生來做，要用專門器械。但不知道還有沒有這個必要。」
戈爾東在心裡說：「上帝啊，上帝，請把他召去吧，可別讓我懷疑你的存在！」
眨眼之間，就在上台階的時候，這個血肉模糊的人喊叫了一聲，全身一抖，就斷了氣。
死去的這個五官殘缺木全的人是預備役的士兵吉馬澤特金，在樹林裡吵嚷的那位軍官是他的兒子加利烏林少尉，護土就是拉拉，戈爾東和日瓦戈親眼目睹了這一切，他們都同在一個地方，彼此就在近旁，可是互相都沒有認出來，其他人更是永遠也不會知道，他們當中有些事永遠無法確定，有些事只有等下一次機會，等另一次萍水相逢，才會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