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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他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A ism）中提出了一個議論，真謬誤得難以理解他怎麼會認為它是正確的。他講：快樂是人想要的唯一東西；因此快樂是唯一要得的東西。他主張，看得見的東西只有人看見的東西，聽得見的東西只有人聽見的東西，同樣，要得的東西只有人想要的東西。他沒注意到，一件東西人‧能‧夠看見它就是「看得見的」，但是人‧應‧該想要它才叫「要得的」。因而「要得的」是一個以某種倫理學說為前提的詞；我們從人想要的事物推不出要得的事物來。 而且，假如每個人實際上必然追求自己的快樂，那麼講他‧應‧該做旁的事是不得要領的。康德極力主張「你應該」暗含着「你能夠」的意思；反之，如果你不能怎樣，說你應該怎樣也是白費。‧假‧如每個人必定總是追求自己的快樂，倫理學便化成聰明的遠慮：你正好可以促進別人的利益，希望他們反過來也會促進你的利益。同樣，在政治中一切合作都成了彼此幫襯。由功利主義者的前提按正當的推理是推不出其他結論的。
這裡涉及兩個性質不同的問題。第一，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幸福嗎？第二，全體幸福是人的行動的正當目標嗎？
說每個人都希求自己幸福，這話可以有兩個意義，一個意義是明白的至理，另一個意義是不對的。不論我可巧希求什麼，我達到我的願望時就會獲得幾分快樂；按這個意義講，無論我希求的是什麼，那總是‧一‧種快樂，於是可以稍欠嚴格地說我所希求的就是快樂。該學說在這個意義上是一條明白的至理。
但是，假若所指的是，如果我希求什麼，我之所以希求它是因為它會給我快樂，這通常是不對的。我餓的時候希求食物，只要我的饑餓還繼續存在，食物會給我快樂。然而，饑餓這種慾望是先有的；快樂是這種慾望的後果。我不否認有些場合下人有直接求快樂的慾望。假如你已決定在戲院裡度一個空暇的晚上，你要選擇你認為會使你得到最大快樂的戲院。但是，這樣由直接求快樂的慾望所決定的行為是例外的、不重要的。每人的主要活動都是由先於算計快樂和痛苦的慾望決定的。
不論什麼事都可能是慾望的對象；受虐淫患者可能希求自己痛苦。當然，受虐淫患者從他所希求的痛苦裡取得快樂，但是這種快樂是由於這種慾望，而不是倒過來講。一個人可能希求某種除了由於他的慾望而外對他個人沒有影響的事情——例如，在一場他本國守中立的戰爭中某一方的勝利。他可能希求增進一般人的幸福，或減輕一般人的苦難。或者他也可能像卡萊爾那樣，希求的與此正相反。隨着他的慾望不同，他的快樂也不同。
因為人們的慾望彼此衝突，倫理學是必要的。衝突的根本原因是利己心：大多數人對自己的福利比對旁人的福利要關切。但是在毫無利己心成分的場合下同樣可能有衝突。這一個人也許希望人人都是天主教徒，另一個人也許希望人人都是加爾文派教徒。社會鬥爭中常常包含這種非利己的慾望。
倫理學有雙重目的：第一，找出一條藉以區別善慾望和惡慾望的準則；第二，通過讚揚和責備，促進善慾望，阻抑那種惡的慾望。
功利主義的倫理學部分從邏輯上講和心理學部分是不相關的，倫理學部分說：那種實際上促進全體幸福的慾望和行為是善的。促進全體幸福不一定要是某件行為的‧動‧機，卻只需要是它的‧效‧果。對這種學說我們在理論上有什麼站得住的贊成理由或反對理由嗎？關於尼采，我們曾遇到過同樣的問題。他的倫理學與功利主義者的倫理學不同，因為他的倫理學主張人類中只有少數人具有倫理的重要性，其餘人的幸福或不幸是應當忽視的。我個人不認為這種意見分歧能夠借科學問題中可以應用的那種理論上的議論來處理。顯然，那些被排斥在尼采式貴族社會以外的人要有異議，因而問題就變成不是理論性的而是政治性的了。功利主義的倫理學是民主的和反浪漫主義的。民主主義者可能要承認它，但是對那些喜好比較拜倫式的世界觀的人，依我看只能從實踐上去反駁他們，憑着一些不訴諸慾望、只訴諸事實的理由去反駁是不行的。
哲學上的急進主義者是一個過渡的學派。他們的學說體系產生了兩個比它本身更重要的別的學說體系，即達爾文主義和社會主義。達爾文主義是馬爾薩斯人口論對全體動植物界的應用，而馬爾薩斯人口論則是邊沁派的政治學和經濟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達爾文主義講的是一種全體規模的自由競爭，在這種競爭中勝利屬於和成功的資本家極其類似的動物。達爾文本人受到了馬爾薩斯的影響，他和哲學上的急進主義者有一般共鳴。不過，正統派經濟學家所讚賞的競爭和達爾文宣佈為進化原動力的生存競爭有一個重大區別。在正統派經濟學裡，「自由競爭」是一個受法律限制所束縛的非常人為的概念。你可以比你的競爭者賤賣貨品，但是你不得殺害他。你不得使用國家的軍隊幫助你戰勝外國廠商。那些沒好運氣擁有資本的人不得打算靠革命來改善自己的命運。邊沁派的人所理解的「自由競爭」決不是真正自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