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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結局是很有啟發意義的。最初剛一聽到皇帝的決定時，他準備寫一片遺囑。人們告訴他已經沒有時間容許他寫長期大論了，這時候他就轉身向他憂傷的家屬們說：「你們不必難過，我給你們留下的是比地上的財富更有價值得多的東西，我留下了一個有德的生活的典範」——或者大意是這類的話。於是他就切開了血管，並召他的秘書來記下他臨死的話；據塔西陀說，他的辯才到了他最後的時刻也還是有如泉湧。他的侄子，詩人魯康，也同時遭受同樣的死刑，臨終時口裡還背誦着自己的詩。塞涅卡是被後代根據他那可敬的箴言來加以評判的，而不是根據他那頗為可疑的行為來加以評判的。有些教父宣稱他是一個基督教徒，並且象聖哲羅姆這些人還把據說是塞涅卡和聖保羅的通信認為是真的。
愛比克泰德（約生於公元
60年，約死於公元
100年）是一種類型非常不同的人，儘管作為一個哲學家他和塞涅卡極其近似。他是希臘人，本是艾帕福羅底圖斯的奴隷，此人又是被尼羅釋放的奴隷，後來做了尼羅的大臣。他是個瘸子——據說這是他當日做奴隷時受了嚴酷懲罰的結果。他住在羅馬並在羅馬教學直到公元
90年為止，這時羅馬皇帝多米提安用不着知識分子，就把所有的哲學家都驅逐出境了。於是愛比克泰德便退居于伊壁魯斯的尼柯波里，他就在這裡寫作和講學度過了好幾年，並死於此處。
馬爾庫斯‧奧勒留（公元後
121-
180年）則屬於社會等級的另一個極端了。他是他叔父兼岳父羅馬的好皇帝安東尼努斯‧皮烏斯的養子，于公元
161年繼位為皇帝，並且極為尊敬地追懷着皮烏斯。奧勒留作皇帝是忠於斯多葛派的德行的。他非常需要有毅力，因為他的禦位時期是被種種災禍所纏擾着的——地震、疫癘、長期艱困的戰爭、軍事的叛變，等等。他的《沉思集》一書是為他自己而寫的，顯然是並不准備發表；這部書表明了他感到自己的公共職責的負擔沉重，並且還為一種極大的厭倦所苦惱着。繼承他的皇位的獨子康莫多斯是許多最壞皇帝中的一個，但當他父親在世的時候卻很巧妙地掩飾了自己惡毒的心性。哲學家的妻子福士丁納曾被人指控犯了極大的不道德的行為（也許並不公正）；但是他卻從來沒有懷疑過她，並且在她死後還為她的奉祀費盡了苦心。他放逐了基督教徒，因為他們不信國教，而他認為國教在政治上乃是必要的。他所有的行為都一本良心，但是大多數的行為卻都沒有成功。他是一個悲愴的人：在一系列必須加以抗拒的各種世俗的慾望裡，他感到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一種就是想要引退去度一個寧靜的鄉村生活的那種願望。但是實現這種願望的機會卻始終沒有來臨。他的《沉思集》一書有些篇章是在軍營裡寫成的，有些是在遠征中寫成的，征戰的勞苦終於促成他的死亡。
最可注目的就是，愛比克泰德和馬爾庫斯‧奧勒留兩個人在許多哲學問題上是完全一致的。這就提示着，儘管社會環境影響到一個時代的哲學，但是個人的環境之影響於一個人的哲學卻往往並不如我們所想象的那麼大。哲學家通常都是具有一定的心靈廣度的人，他們大都能夠把自己私生活中的種種偶然事件置之度外；但即使是他們，也不能超出於他們自己時代更大的善與惡的範圍之外。在壞的時代裡，他們就創造出來種種安慰；在好的時代裡，他們的興趣就更加純粹是理智方面的。
吉朋那部詳盡的歷史就是從康莫多斯的罪行而開始的，吉朋和大多數十八世紀作家們一樣，都把安東尼王朝視為是黃金時代。吉朋說：「如果要叫一個人指出世界歷史上人類的境遇最幸福、最繁榮的一段時期，他就會毫不遲疑地舉出來自多米提安之死至康莫多斯登基的那段時期」。我們不可能完全同意這種判斷。奴隷制的罪惡造成了極大的苦難，並且在消蝕着古代世界的元氣。羅馬有角鬥士的表演以及人與野獸的搏鬥，這種殘酷是不可容忍的並且也必定腐蝕了欣賞這種景象的人民。馬爾庫斯‧奧勒留確乎曾敕令過角鬥士必須使用粗鈍的劍進行角鬥，但是這種改革是暫時的，而且他對於人與野獸的角鬥也沒有做過任何改革。經濟制度也非常之壞；意大利已經日漸荒蕪了，羅馬居民要依賴着免費配給的外省糧食。一切主動權都集中在皇帝及其大臣的手中；在整個遼闊的帝國領域上，除了偶爾有叛變的將領之外，沒有一個人在屈服以外還能做任何別的事情。人們都只能向過去去尋找最美好的時代了，他們覺得未來最好也不過是厭倦，而最壞則不免是恐怖。當我們以馬爾庫斯‧奧勒留的語調來和培根的、洛克的、或者孔多塞的語調相比較時，我們就可以看出一個疲憊的時代與一個有希望的時代二者之間的不同。在一個有希望的時代裡，目前的大罪惡是可以忍受的，因為人們想著罪惡是會過去的；但是在一個疲憊的時代裡，就連真正的美好也都喪失掉它們的滋味了。斯多葛派的倫理學投合了愛比克泰德和馬爾庫斯‧奧勒留的時代，因為它的福音是一種忍受的福音而不是一種希望的福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