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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學》這部書就其傳到我們今天的形式看來是沒有完成的，它最後以討論教育而告終結。教育當然僅僅是為著那些將要成為公民的孩子們；奴隷們也可以教以有用的技術，例如烹調之類，但這並不是教育的一部分。公民應該造就得適合於他自己所生存於其下的那種政府形式，因此就應該視該城邦是寡頭制還是民主制而有所不同。然而在這一討論裡，亞里士多德假定公民們全都享有政權。孩子們應當學習對他們有用的東西，但不能庸俗化；例如不應該教給他們以任何歪曲身體形象的技術，或者是能使他們掙錢的技術。他們應該適度地從事體育鍛鍊，但是不能達到獲得職業性的技術的地步；受訓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孩子們的健康是受到了損害的，那些在幼時曾經是勝利者的人到了成人以後几乎很少再能成為勝利者的這一事實，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孩子們應該學習畫圖，為的是能欣賞人身的美；也應該教導他們能欣賞那些表現道德觀念的繪畫與雕刻。他們可以學習唱歌和演奏樂器，使自己能夠有品評地享受音樂，但又不足以成為技術熟練的演奏者；因為自由人除非喝醉了酒的時候，是不會奏樂或唱歌的。當然他們必須學習讀書和寫字，儘管這些也是有用的技術。但是教育的目的乃是「德行」，而不是有用。亞里士多德所指的「德行」，他已經在《倫理學》一書裡告訴過我們了，而他在這部書裡又反覆地加以引征。
亞里士多德在他「政治學」一書裡的基本假設，與任何近代作家的基本假設都大大不同。依他看來，國家的目的乃是造就有文化的君子——即，把貴族精神與愛好學藝結合在一片的人。這種結合以其最高度的完美形式存在於白裡克里斯時代的雅典，但不是存在於全民中而只是存在於那些生活優裕的人們中間。到白裡克里斯的最後年代，它就開始解體了。沒有文化的群眾攻擊白裡克里斯的朋友們，而他們也就不得不以陰謀、暗殺、非法的專制以及其他並不很君子的方法來保衛富人的特權。蘇格拉底死後，雅典民主制的頑固性削弱了；雅典仍然是古代文化的中心，但是政治權力則轉移到了另外的地方。在整個古代的末期，權力和文化通常是分開來的：權力掌握在粗暴的軍人手裡，文化則屬於軟弱無力的希臘人，並且常常還是些奴隷們。這一點在羅馬光輝偉大的日子裡只是部分如此，但是在西賽羅以前和在馬爾庫斯‧奧勒留以後則特別如此。到了野蠻人入侵以後，「君子們」是北方的野蠻人，而文化人則是南方的精細的教士們。這種情形多多少少一直繼續到文藝復興的時代，到了文藝復興，俗人才又開始掌握文化。從文藝復興以後，希臘人的由有文化的君子來執政的政治觀，就逐漸地日益流行起來，到十八世紀達到了它的頂點。
但各種不同的力量終於結束了這種局面。首先是體現于法國大革命極其餘波的民主制。自從白裡克里斯的時代以後，有文化的君子們就必須保衛自己的特權而反對群眾；而且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們就不再成其為君子也不再有文化。第二個原因是工業文明的興起帶來了一種與傳統文化大為不同的科學技術。第三個原因是群眾的教育給了人們以閲讀和寫字的能力，但並沒有給他們以文化；這就使得新型的煽動者能夠進行新型的宣傳，就象我們在獨裁製的國家裡所看到的那樣。
因此，好也罷、壞也罷，有文化的君子的日子是一去不復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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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請參看雪梨‧史密斯作其中的傻子的演說：「如果這個提議是健全的，薩克遜人會把它放過去嗎？丹麥人會對於它熟視無睹嗎？它會逃得過諾曼人的智慧嗎？」（引文只根據我的記憶）
第二十二章
亞里士多德的邏輯
亞里士多德的影響在許多不同的領域裡都非常之大，但以在邏輯學方面為最大。在古代末期當柏拉圖在形而上學方面享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時，亞里士多德已經在邏輯方面是公認的權威了，並且在整個中世紀他都始終保持着這種地位。到了十三世紀，基督教哲學家又在形而上學的領域中也把他奉為是至高無上的。文藝復興以後，這種至高無上的地位大部分是喪失了，但在邏輯學上他仍然保持着至高無上的地位。甚至于直到今天，所有的天主教哲學教師以及其他許多的人仍然在頑固地反對近代邏輯的種種新發現，並且以一種奇怪的堅韌性在堅持着已經是確鑿無疑地象托勒密的天文學那樣過了時的一種體系。這就使我們很難對亞里士多德做到歷史的公平了。他今天的影響是如此之與明晰的思維背道而馳，以致我們很難想到他對所有他的前人（包括柏拉圖在內）做出了多大的進步，或者說，如果他的邏輯著作曾經是繼續進展着，而不是（象事實上那樣）已經到了一個僵死的結局並且繼之以兩千多年的停滯不前的話，它仍然會顯得多麼地值得讚歎。在談到亞里士多德的前人的時候，當然並沒有必要提醒讀者說，他們並非逐字逐句都是充滿靈感的；所以我們盡可以讚美他們的才能，而不必被人認為就是贊成他們的全部學說。與此相反，亞里士多德的學說，尤其是在邏輯學方面，則直到今天仍然是個戰場，所以就不能以一種純粹的歷史精神來加以處理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