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爆發後頭一年夏天的兩三個月，他們還在一起。當時她也明確知道他很快就要去參軍。到了現在，過了一代人的時間之後，誰都無法解釋：當時他們怎麼沒有結婚？縱使不結婚，他們怎麼竟讓這幾個月——最後的僅剩的幾個月給白白過去了？當一切都在崩塌、斷裂的時候，他們面前還能有什麼障礙？
障礙還是有的。
如今，這件事在任何人面前也講不清楚。哪怕對自己，也是如此。
「薇加！我的薇加！」他從前線大聲呼喊。「在你還沒有屬於我之前，我不能死！現在我已經覺得：只要我能有
3天工夫抽出身來——度假也罷！住院也罷！——我們就結婚！是嗎？你說是嗎？」
「你不要為這件事心裡難過。我永遠不會屬於別人。我是你的。」
她曾這樣滿懷信心地寫信給他。而當時他還活着！
可是他沒有負傷，他既沒有機會住院，也沒有得到假期。他是當場犧牲的。
他死了，可是他的星還在閃耀，一直在閃耀……
但是那顆星的光在盲目閃耀。
這不是本身已經熄滅而放出的光仍在照耀的那種星。這是本身還在閃耀，還在燦爛地閃耀，可是它放出的光誰也看不見、誰也不需要的那種星。
她要上前線沒有被批准——想死也不成。那就只得活下去。只好回醫學院去讀書。在醫學院裡她甚至還是個班長。
收割莊稼、大掃除、星期日義務勞動——她總是帶頭。她還有什麼可做的呢？
她以優異的成績從醫學院畢業，指導她實習的奧列先科夫醫生對她十分滿意（是他把盜加推薦給東佐娃的）。她的事情只剩下治療，和病人打交道。她只能從中得到解脫。
當然，如果站在弗裡德蘭德的水平上考慮問題，那末，唸唸不忘一個死人而不找另一個活人，簡直就是荒唐、反常、發瘋。這是絶對不可能的，因為人體組織的規律、激素的規律、年齡的規律是不可抗拒的。
不可能？但薇加她可知道，這些規律在她身上統統被推翻了！
倒不是她認為自己被「永遠是你的」這一誓言終生束縛住了。不過也存在這個情況：一個對我們來說是極為親近的人，不可能完全死去，這就是說，他多少能夠看到一些，多少能夠聽見一些，他還在場，他還存在。他會在無能為力的狀況裡默默地看到你怎樣欺騙他。
如果沒有另一個這樣的人，哪裡還談得上細胞生長、反應和分泌的規律！沒有另一個這樣的人！還談什麼細胞？談什麼反應？
只不過是我們隨着歲月的流逝變得遲鈍罷了。變得疲憊而已。我們在悲痛和忠誠方面都缺乏真正的才能。我們把悲痛和忠誠都交給了時間。
唉，我們只是在每天都填飽肚皮、舔舔指頭這方面才堪稱寸步不讓。如果兩天不給我們吃飯，我們便會變得失常，我們便會氣得發狂。
我們人類就前進了這麼遠！
薇加表面上沒有變，但心卻碎了。她母親也死了，而她本來只跟母親相依為命。母親也是因為傷心而死的：她的兒子，薇加的哥哥，是位工程師，在
1940年被投進了監獄。頭幾年他還有信寫來。
頭幾年她們還給他往布里亞特一蒙古自治共和國那兒寄過郵包。可是有一次郵局發來一份使人納悶的通知書，結果母親領回來的是自己寄出的郵包，上面蓋了好幾個郵戳，地址也一再被划去。她把郵包帶回家來，像帶回來一口小棺材。兒子剛生下來的時候，這匣子差不多能盛得下。
這使母親垮了下來。再加上兒媳不久又嫁了人。母親對這一點怎麼也不能理解。她對薇加倒是理解。
就這樣，只剩下薇加瞭然一身了。
當然，這不單單是她一個人，而是千千萬萬人中間的一例。
全國有那麼多單身女人，使人簡直想根據自己所認識的女人作一個大致的估計：單身的是不是比有丈夫的更多？這些單身的女人都是她的同齡人。年齡相差一歲、兩歲……最多
10歲。她們也是在戰場上犧牲了的那些人的同齡人。
對男人，戰爭是慈悲的，把他們帶走了。而把女人留下來受痛苦折磨。
要是有誰從戰爭的廢墟下倖存歸來而尚未結婚，那他就不會選擇同自己年齡相仿的女人做妻子，而是挑年輕些的。至于年輕幾歲的人，那他可說是整整年輕了一代，還是個孩子，不曾經受過戰爭的輾壓。
這就樣，千千萬萬的婦女來到世上盲目地生活着，她們從未被編成什麼大軍。這是歷史的差錯。
但她們之中有的人也並非命運不濟，只要能aufdieleichteSchulter去對待生活就行。
日常的和平生活的漫長歲月漸漸流逝，而薇加卻始終有如戴着防毒面具，腦袋老是被那可惡的橡皮套住。她簡直要發瘋了，她被悶得虛弱不堪，於是把防毒面具扯下來了。
看起來使人覺得她的生活比較合乎人情了：她允許自己得到別人的好感，開始注意穿戴，也不迴避同人們見面。
忠貞包含着崇高的滿足。也許是最崇高的滿足。即使別人不知道你的忠貞也沒有關係。甚至你的忠貞不被別人賞識也不要緊。
但只要它是一種動力就行！
然而，如果它什麼也推動不了呢？如果誰也不需要它呢？
防毒面具的圓眼孔不管有多大，從裏邊往外看畢竟不怎麼清楚。摘去了防毒面具，沒有玻璃片隔着，薇加就會看得清楚了。
然而，她並沒看清楚。由於沒有經驗她撞得很疼。由於不夠謹慎，她失足了。這短暫的、不值得的親近關係，不僅未給她的生活帶來輕鬆和光明，反而使她受到玷污和屈辱，反而破壞了她的生活的完整和勻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