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半小時您到樓下換藥室去一趟。證明會給您開好，那時我再跟您解釋。」
她走出去了，瘦瘦的瑪麗亞腰板筆直地跟在她後面也走了出去。
病房裡一下子七嘴八舌地開了腔。普羅什卡在說，為什麼要給殘疾證明書，這件事得跟小伙子們商量商量，但其餘的人都在議論費德拉烏。這事兒使大家都感到吃驚：白白的、光溜溜的脖子好端端的，哪兒也不疼，偏偏要開刀！
波杜耶夫在床上用兩手撐着將蟋着腿的軀體轉了過來（這看上去就像沒有腿的人轉身一樣），氣沖沖地嚷着，甚至瞼都漲紅了：
「別答應，亭裡希！別上當！要是讓他們開刀，就會像我一樣，遲早會被他們宰了。」
但是艾哈邁占卻有不同的看法：
「應當開刀，費德拉烏！他們不會沒有根據地瞎說。」
「既然不疼，幹嗎要開刀？」焦姆卡為之憤慨。
「你那是怎麼啦，老弟？」科斯托格洛托夫瓮聲瓮氣地說。「讓好端端的脖子上挨刀，豈不是發瘋。」
魯薩諾夫被這些叫嚷聲吵得直皺眉頭，但他沒責備任何人。昨天打了一針，他心情一度很好，因為沒引起什麼不良反應。但是整個夜間和早晨，脖子底下的腫瘤依然妨礙他的腦袋動彈，今天他覺得自己非常不幸，因為腫瘤一點兒也沒見小。
誠然，漢加爾特醫生來過。她非常詳細地問過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瞭解他昨天晚上和夜裡以及今天都有什麼感覺，瞭解他感覺虛弱的程度，並向他解釋，不一定第一針就能把腫瘤打退，一時打不退也是完全正常的。這使他稍稍安下了心。魯薩諾夫仔細打量了一下漢加爾特——她的臉長得不合。
歸根到底，這所醫院裡的醫生還不是最次的，他們有經驗，只是得善於向他們提出要求才行。
但他安下心來的時間並沒有維持多久。醫生走了，可腫瘤還在頜下耷拉著，壓迫着他，病人們則議論紛紛，說那個人一點毛病也沒有的脖子卻偏要開刀，而魯薩諾夫的瘤子這麼大，反倒不開！而且也不准備開。難道情況真有那麼嚴重？
前天，剛走進病房的時候，帕維爾·尼古拉耶維奇根本不能想像，自己會如此之快地感到同這些人的某種聯繫。
要知道，話題是關於脖子。他們三個人都是脖子方面的問題。
亭裡希·雅各博維奇的心緒非常不好。大家給他出的主意，他都聽著，無所適從地微笑着。大家都很自信地勸他，告訴他該怎麼辦，可他自己對自己的事情卻看法模糊。（正如他們各自對自己的事情看法模糊一樣。
）開刀有危險，不開刀也有危險。還是上一次在這所醫院裡的時候，他就已經看得不少了，打聽得夠了，當時用愛克斯光給他照射下唇，就像現在給葉根別爾季耶夫治療那樣。從那時以來，嘴唇上的痴先是膨脹，後來干縮，再後來就脫落了，但他明白為什麼要給他切除頸腺：防止癌細胞擴散。
然而你瞧，給波杜耶夫開過兩次刀了，又管什麼用呢？……
要是癌並不打算爬到別處去吧？要是它已經不存在了呢？
不管怎樣，得跟妻子商量一下，尤其是得聽聽女兒亨裡埃塔的意見，她是他們家裡最有學問、辦事最果斷的人。可是他占着這裡的床位，醫院不可能等候信件往返（況且從火車站到他們草原腹地每週只送兩次郵件，這還得道路沒問題才行）。出院回家去商量很困難，比醫生們和那麼輕易就給他出主意的病人們想像的要困難得多。為此，必須到本市的管理處去在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剛剛弄來的外出證明上蓋章，註銷臨時居留登記，然後坐車上路；光穿一件短大衣和矮跡皮鞋坐火車到一個小站，在那裡穿上來的時候交給不相識的好心人保管的皮襖和氈靴（因為那邊的氣候同這裡不一樣，那邊還是寒風凜冽的嚴冬），再坐
150千米汽車，顛簸到自己那兒的拖拉機站，路上說不定不是坐在駕駛室裡，而是坐在貨艙裡；一到家裡，馬上就得給州裡的管理處打報告，再次申請外出，等批准就得花上兩三個乃至四個星期；州裡批下來之後，再向本單位請假，而那時候正好開始化雪，道路泥濘，汽車停駛；這且不說，在那個每晝夜只有兩班火車、每次只停靠一分鐘的小站上，還得向一個又一個列車員燒香磕頭才上得了車；來到這裡，又得去本市管理處辦臨時居留登記，然後還得在醫院裡待上那麼幾天等候床位。
與此同時，大家又在討論普羅什卡的事兒。瞧，怎能相信什麼不祥之兆！他豈不剛剛換到這張不吉利的床上！大家都向他祝賀，勸他接受臨時發給的殘疾證明書。「他們給——你就拿！既然給，那就是說應該給。現在他們給，以後你就甭想要。
」但普羅什卡還是說，他要幹活。大夥勸他：你這傻瓜，日子長着呢，活兒夠你干的！
普羅什卡去辦出院手續了。病房裡靜了下來。
葉夫列姆又把那本書打開了，但他一行行地看下去，卻不明白寫的是什麼，這他很快就意識到了。
他不明白字裡行間是什麼意思，因為他坐臥不寧，心神不定，時不時看房間裡和走廊上在幹什麼。要看明白書中的意思，他必須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已經什麼也來不及了。什麼也改變不了。也說服不了任何人。
他自己也只剩下屈指可數的日子能夠對自己本身作一番分析了。
只有在那種情況下才能看懂這本書寫的是什麼。書雖然是普通的黑字印在普通的白紙上，但要讀懂它，光靠認得字還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