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前不久，已經是
1月底，一位年輕的母親來訴說乳房裡沒有奶水。她不是直接來到這裡的，而是從一所醫院轉到另一所醫院，最後才轉到腫瘤醫院。東佐娃不記得她了，但由於她們醫院裡的病歷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存放檔案的小倉庫裡去翻了一陣，找到她
1941年的病歷卡，從中得到證實，她還是個小姑娘的時候曾經來過，並且很聽話地躺在射線管下照一個良性腫瘤，要是現在，那誰也不會用愛克斯光來治這種腫瘤的。
東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繼續往下寫：軟組織萎縮，種種跡象表明這是遲發性射線病病變。
當然，無論對這個畸形的少年，還是對這個不幸的年輕母親，誰也不會解釋說，他們小時候接受的治療有問題，因為說明這一點對個人無益，對公家也不利，只會妨害在居民中間進行醫療衛生方面的宣傳工作。
但是，這些病例卻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的震動，她痛心地感到一種無法賠償和糾正的罪過，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擊中了這一點。
她兩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間裡兩台已經關掉的機器之間那狹窄的通道上從門口走到窗前，又從窗前走到門口。
但老是提出醫生給病人治病的權利問題能行嗎？如果老是那麼去想，如果對每一種今天在科學上得到認可的療法都總是懷疑，擔心它將來會不會被否定或推翻，那麼，鬼才知道這會導致什麼結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記載的：有人生平頭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樣的話，就根本沒法治病！根本無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傷。
大概，這條規律帶有普遍性：任何一個做事情的人做的結果總是包含兩個方面——既有益處，又有害處。只不過有的益處多些，有的害處多些。
然而，無論她怎樣安慰自己，也無論她怎樣清楚地知道，這些不幸的病例連同診斷錯誤、措施不當或治療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許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還占不到
2％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馬路上走，在空中飛，在攀電桿、收棉花、掃街道、站櫃檯、坐在辦公室或茶館裡，在陸軍和在海軍中服役，人數成千上萬，他們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會忘記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們忘記，忘記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記自己的那些極為艱苦的勝利，可是至死也會記得那幾個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這是她的記憶的特點。
不，今天她已不可能準備那篇報告了，況且下班的時間快到了。（難道還要把稿子帶回家去？大概帶回去也是白搭，在這之前帶來帶去已有上百回了。）
而還應該做完的事，就是把《醫療放射學》上的幾篇短文讀完。再就是給塔赫塔一庫佩爾的那位醫師覆信，回答他提出的問題。晦暗的窗外透進來的亮光愈來愈弱，她打開檯燈坐了下來。一個已經脫去了白長衫的女醫生從門縫着了一眼，問道：「您還不走嗎，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藏拉·漢加爾特也進來問：
「您還不走嗎？」
「魯薩諾夫怎麼樣？」
「睡着了。沒有嘔吐。多少有點發燒。」蔽拉·科爾尼利耶夫娜脫去不開襟的白長衫，露出身上的灰綠色塔夫綢連彩裙，這衣服上班時穿似乎太好了些。
「就那麼隨便穿您不覺得可惜嗎？」東住娃點頭示意她的衣裳。
「有什麼可惜的？……幹嗎壓箱底呢？……」漢加爾特本想微微一笑，但結果卻弄得有點可憐的樣子。
「好吧，該羅奇卡，既然是這樣，那麼下次就給他全劑量，
10毫克，」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遇到談話只會浪費時間的時候，總是以她素有的麻利作風快刀斬亂麻，並接着給那位醫師寫信。
「那麼科斯托格洛托夫呢？」漢加爾特輕聲問道，此時她已到了門口。
「交過一戰，但他吃了敗仗，屈服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冷冷一笑，這一笑又使她感覺到胃部一陣刺痛。此時她甚至想把這種病症告訴盛拉，讓她第一個知道，但在房間幽暗的深處她眯縫着眼睛望着額拉，看到她像是要去看戲似的打扮一身穿漂亮的外出連彩裙，足登高跟鞋。
於是她決定等下次再說。
大家都走了，可她還坐著。在這幾間每天都受到照射的屋子裡多待上半個小時，對她來說一點益處也沒有，但這樣那樣的事情總使她脫不了身。每到休假的時候，她總是面色灰白，整年都是白血球連續下降，跌到了兩千。要是把一個病人弄到這般地步，那簡直就是犯罪。
對一個放射科醫生來說，每天按規定只能看
3個胃病患者，可她每天看
10個，而戰時，甚至看到
25個。度假之前，她總是到了需要輸血的地步。靠休假也恢復不了一年之中的損失。
然而，非做不可的工作習慣每每不肯輕易放她走。每天快到下班的時候，她總是遺憾地看到，又沒來得及把事情做完。即使是現在，她在考慮眾多事情當中，也再次為西布加托夫的厄運陷入了沉思，記下了在學會見到奧列先科夫醫生時所要請教的問題。就像她帶領自己指導的三名主治醫生走上獨立工作道路那樣，戰前，奧列先科夫醫生也曾經親自指導過她，極其細心地向她傳授多方面的知識和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