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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連她的午飯年息時間也會在處理這些事情的過程中錯過去，只是她從來沒有覺得罷了，甚至在夏天，也看不見她拿着兩片夾肉的麵包到小花園裡去坐會兒。
馬上又有人來叫她到換藥室去會診。在那裡，外科主任醫生先向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介紹了一下病史，然後把女病人叫來看了一會兒。東佐娃得出結論：只有一個辦法可以使病人得救——切除子宮。剛剛有
40歲的這個病人哭了起來。
醫生們讓她哭了幾分鐘。「這樣一來，生活豈不就完了…要知道，丈夫會把我拋棄的……」
「您就別對丈夫說做了什麼手術！」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給她出主意。「他怎會知道呢？他永遠也不會知道。您可以把這事瞞起來。」
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總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是的，正是指性命，因為病人到了她們醫院裡，事情几乎總是性命攸關而不是無關緊要的；她一向認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殘缺都是值得的。
然而今天，不管她在醫院怎麼忙得團團轉，某種東西整天都妨礙着她的信心、責任和威嚴。
這是不是由於她自己的胃明顯感到疼痛？有幾天她沒感覺到疼，有幾天稍稍有點兒疼，今天則疼得比較厲害。假如她不是一位腫瘤專家，那她對這種疼痛決不會在意，或者相反，會毫無顧忌地去檢查。但她對這根綫實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繞上第一圈——告訴家裡、告訴同事——意味着什麼。她自己暗暗懷着俄羅斯人的那種僥倖心理：也許能應付過去？也許只不過是神經上的一種感覺？
不，整無妨礙着她，使她彷彿感到刺痛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另外的事情。這種感覺雖然模糊，但卻使她堅信不疑。直到現在，當她回到自己角落裡的桌子跟前，觸及到被目光敏鋭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夾着《射線病》原稿的厚紙夾，她才明白，整天不僅使她不安而且還刺痛她的心的乃是同他關於治病權利問題的那場爭論。
她還聽見他說過這樣的話：「您
20年前就給某個這樣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過，那人曾竭力拒絶，害怕這種治療，而您一再讓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為您還不知道有射線病！」
的確，她不久就要到愛克斯光學會去做一次報告，題目是：《倍于遲發性射線病病變》。內容跟科斯托格絡托夫指責她的那一點几乎一樣。
還在不久以前，不過一兩年，她和其他一些愛克斯光專家（這裡的，莫斯科的，還有巴庫的）開始遇到這些起初無法解釋的病例。腦子裡出現了疑問。後來便是猜測。關於這個問題他們相互之間通起信來，交換意見，暫時不在報告中涉及，而在報告會的中間休息時交換意見。
這時有人從美國雜誌上讀到一篇文摘——美國人那裡也出現了類似的問題。而病例不斷增多，病人陸續前來訴苦，這一切突然得到了一個名稱：「遲發性射線病病變」。這樣一來，該從講台上去談這類病例並提出解決方案的時刻也就到了。
這種病變指的是，有些病人
10年、
15年前經過大照射量的愛克斯光治療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輝煌的療效，而現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現壞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為了治療惡性腫瘤，那就無怨可訴，至少說是迫不得已。即使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也是出於無奈：拯救病人免于必死的厄運，惟一的方法就是採用大照射量，因為照射量小不起作用。今天，帶著殘疾找上門來的病人應該明白，這是他為自己已經額外度過的歲月以及尚可度過的餘年所付出的代價。
然而當時，
10年、
15年乃至明年以前還不曾有「射線病」這一名稱的時候，愛克斯光照射被認為是最見效的、絶對可靠的治療方式，是現代醫學技術取得的輝煌成就，假如給勞動者治病不採用這種技術而另找別種相應的或迂迴的途徑，那簡直就會被認為是思想落後，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壞。當時只擔心組織和骨頭的早期嚴重損傷，但那時當即掌握了如何避免這種損傷的措施。於是也就照個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對良性腫瘤也照。對小孩子也是如此。
現在，這些孩子已長大了，變成男女青年，有的還給了婚，但卻帶著無法輓回的殘疾來求醫，患處正是當初一照再照的地方。
去年秋天來了一個病人，不是到癌症樓這裡來，而是到外科樓，但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得知之後，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一個
15歲的少年，身子一側的手和腳比另一側發育差，甚至顱骨也是如此，因而他從下到上看上去有點兒呈弧形，跟漫畫裡不成比例的人一樣。
對照了病歷檔案之後，柳德米拉·阿法納西耶夫娜確定，此人就是當年由母親帶到醫院裡來的那個兩歲半的男孩，骨頭有多處病因不明的損傷，但完全不是腫瘤性質，代謝功能出現嚴重破壞，外科醫生當即把他轉到東佐娃那裡，指望碰碰運氣，說不定愛克斯光能奏效。這樣，東佐娃就給他照射，愛克斯光果然奏效！而且效果又是那麼好，母親高興得哭了，說永遠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
而現在他是一個人來的——母親已經去世，誰也沒有什麼辦法能夠幫助他，誰也無法從他的骨頭裡把過去照的射線抽回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