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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日懸空去做個勿忘,又懸空去做個勿助,渀渀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個沉空守寂,學成一個痴驗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
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個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
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于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于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為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吻合貫通者。
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個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個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
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于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于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卻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
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為,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為定說教人,卻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講也。蓋良知只是一個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個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個良知,一個真誠惻怛。
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卻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卻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卻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卻本原,著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個。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求,不須假借。
然其發見流行處卻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厚又只是一個;雖則只是一個,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真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真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
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于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真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個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為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
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真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
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為不是,在文蔚須有取于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于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著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芶堯」,非是以邇言當察,芶堯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掛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著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著實用工夫,卻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