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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足為怪的，任何一般的攝生方法，對全身既有增加精力的效能，而性的領域又既屬全身的一部分，自亦不能不分受其惠；我們決不能一面設法教全身的精力增加，而另一面又強加干涉，不使一部分多出來的精力分發到性領域裡去。
誠然，我們可以把性的精力轉化成別的更神妙的方式，但我們以前也提到過，以後還有詳細考慮的機會，這精力之中只有一小部分是可以這樣昇華的。弗洛伊德說得好，性的精力之於我們的身體，好同熱力之於機器，只有一部分是可以轉化成工作的。當然我們還可以用藥物來對付剩餘的性的精力，特別通用的和也許比較最有效的是各種澳化物。不過藥物的用途畢竟有限。
它對某一種人是有用的，就是神經衰弱、感覺過敏而其性興奮又並不是性的精力的自然表現的那種人。對於身體強健、性能煥發的人，溴化物是往往全無效力的，除非是因特別大的劑量，但劑量一大，性能固然受了管束，其他精神方面比較細膩的活動也就不免遭受一番萎縮的打擊。性衝動是一個偉大自然的衝動，用之有節，它對於人生可以發生許多好處，如果這種好處因藥物而橫受糟蹋，當然也不是一個滿意的辦法。總之，絶欲期間性能的應付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我們應承認目前的學識有限，還無法解決，但我們應當注意兩點，一是碰到社會環境所已造成的許多困難的時候，應明白承認它們，不應用老生常談的方法把它們輕輕擱過一邊。
二是在可能範圍以內，還應當讓有問題的本人自己去伺機設法解決他或她的問題，我們最好不要故作解人的幫忙以免得幫倒忙。
醫學界有部分人很大膽地公開說：「對於這個問題他們自己總得負起一個無限制的責任來。」一個有問題的人來了，假如說是一個天主教的神父，或者是嫁給了一個陽痿丈夫的婦人，因為長期絶欲的關係，此人顯然在神經方面有些問題。
這一些醫師們拍着胸脯說：「我們的責任來了，我們得堅決勸他（她）找性交的機會。」筆者以為這是不對的。即不論性交的這個藥方是否真有效力，即開方子的人究竟能不能擔保，也不論這個方子的合乎道德與否，當醫師的人這樣隨便越出了他的業務範圍說話，至少也得考慮到：如果向他請教的人真照了他的方子行事，在求教的人身上，除了生理的一端而外還會發生些什麼影響。再就剛纔不論的兩點而言，關於第一點，筆者認為是未必十分有效的。
關於第二點，筆者認為簡直是不道德的，醫師暗中勸告這種尋找性交的機會，而他在公開的場合也許根本反對一切亂交行為。或者明說反對，或者在言詞間暗含反對的意思，總表示他對亂交是不讚成的。如今公開的是一種話，而暗地裡又是一種話且兩者完全背道而馳，這豈不是非道德麼？至于對求教的人本身的影響，筆者還可以申說一下。
如果那個神父或那個守活寡的婦人真照了方子去幹事，在前者，其結果勢必至于和他的宗教信仰及職業的人格發生正面的衝突，而在後者，勢必至于教她的社會地位一落千丈。這種衝突與社會地位跌落的影響，即單單就生理的健康而論，又何嘗是有利的呢？其為不利，也許比因禁慾的掙扎而發生的更進一步；禁慾的掙扎方去，而道德的掙扎已來，結果只是一個以暴易暴而事實上道德的掙扎所引起的痛苦大概更要在禁慾的掙扎之上。筆者以為如果一位醫生不得不越職言事的話，他應該把問題以及各種可能的出路的是非利害明白地、寬泛地、不偏不倚地向求教的人交代清楚。至于抉擇那一條出路，應由請教的人自己決定，因為這原是他自己的責任，別人不能越俎代庖的。
醫生的責任在這裡好比是一個督促陪審官的法官，他只能把案子的原委審問明白，至于有罪無罪的判決，那是陪審官的事而不是他的事。醫師果真能這樣去做，他不但可以不出亂子，並且同時可以讓求教的人心氣上更平和一些，態度上更合理一些，可以使他不操刀從事。硬把一個不容易解的結一刀兩段。快刀斬亂麻的辦法在別的地方也許有用處，在別人也許可以出這樣一個主意，但是在性的問題上，從醫師的嘴裡說出來，卻是很不相宜的。
要補救絶欲的弊病，天下通行的惟一方法：只要環境良好，條件適當，無疑也是最美滿的方法即是一個人地相宜的婚姻。
第二節婚姻的可取性
現代的醫生比從前的多了一種任務，就是在婚姻的可取性一點上，向他求教的人比從前多了許多。凡是快要結婚的人，對於未來夫妻的幸福或子女的健康發生疑問時，總要找他幫助解答。醫生在這方面的意見，在以前是比較不受人重視的，現在也更有份量了。因此，做醫生的今後要特別小心，不要再輕率地用些老生常淡把求教者打發走，而應盡能力所及，在替他作一番鄭重與周密的考慮後，再發言。
此種考慮所必須依據的科學資料現在還不完全，也還沒有整理清楚。至少對一大部分婚姻的例子，這種資料還不很適用。不過整理的工作目前已經開始，在不遠的將來即可應用，到那時我們或許可以預料一樁婚姻可能的結果，這種預料雖未必完全準確，總要比目前準確得多。就目前論，霍尼女士（Karen Horney）
在一度研究這問題後，也說就是精神分析的方法（她對這種方法是有很大信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