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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默生的名言表明了急切的廢奴主義者打算行動的程度。他們公開譴責聯邦政府服務于南方的利益，反對北方的信念。解散聯邦的組織在北方為實施分離的目的而行動起來。一些州通過了反對南方和憲法的法律，要求分離的呼聲響亮。這就是北方在選舉皮爾斯總統繼承者時的態度。北部威脅着要分道揚鑣，但是北方的候選人如果當選，又威脅着南方的制度。南部宣佈了如果弗雷蒙特當選他們就要脫離的打算，並威脅要向華盛頓進軍把聯邦檔案付之一炬。布坎南的當選安撫了南方，但從共和黨不斷壯大的力量看出，他們最後的勝利是顯然的。於是他們利用他們擔任公職的朋友，以充分使用留給他們的時間為下次選舉做好準備。從
1856年共和派展示力量時起，就已經決定了退出，併為此做着準備。不論美國奴隷制多麼可怕，讓我們同情西華德為首的一派是不可能的。他的政治學不僅是革命的，而且是侵略性的，他不僅贊成絶對專制，而且贊成侵略。在
1853年
1月
26日的演說中，他如此說：「商業和政治事務的趨勢，要求合眾國對位於這個半球各國的事務發揮至高無上的影響，即成為一個西部大陸的強國並維持這種地位，與歐洲可能的聯合相抗衡。國家向這一地位前進，即是許多人所說的『進步』，而這一地位本身也就是這些人所稱的『明顯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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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卡斯提出提案肯定關於古巴問題的門羅主義時，西華德支持它以及另一個完全與其一致的提案。他說：「它未得到較好的表述，但其中暗示了關於加拿大的政策，它與有關古巴的主要提案所宣佈的相一致。」[
86]這並不是他的野心的全部。他對自己的同胞說：「你們已是美洲大陸的強國。但這已經使你們感到滿足了嗎‧我相信沒有。你們需要世界貿易，那是一個世界帝國的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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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參議院接待科索斯時，他是由西華德先生引薦的。他的歐洲政策和他的美洲政策一樣明確，也几乎一樣受人尊敬。談及匈牙利，他在
1851年
12月寫道：「我相信政府可以採取一些措施，它們對國家的和平或繁榮完全無害，又可促進一個極為符合我們利益和觀點的事業，即在歐洲那些有條件的國家建立共和制度。」[
88]兩天後他再次寫道：「在暴君同為了不能讓渡、不可取消的獨立和自治權而戰的國家之間的一切衝突中，每個民族都可以也應當表明自己的立場，即當暴君們勾結在一起時，自由的國家可以合法地聯合起來。」
像站在宗教立場上贊同無條件廢除奴隷制那樣，站在政治立場上同情廢奴主義者的觀點是不可能的。他們在這件事如在所有其他問題一樣，表現出同樣抽象的、理想化的絶對主義，它與天主教和英國精神同樣勢不兩立。他們的民主體製毒害着它所觸及的一切事物。一切憲法問題皆求助于一種人民主權的基本原則，缺乏政策或權宜的考慮。在
1853年馬薩諸塞會議上，一個最著名的美國人爭辯道，司法人員的選舉顯然與憲法理論相一致，因此不能根據它對執法的影響來加以討論。《北美評論》(第
86卷，第
477頁)說：「難道政府更有權利剝奪人民在行政和司法中的代表權而不是在立法中的代表權嗎？」在宣佈絶對自由時，他們也創造了絶對的權力，而我們從中世紀繼承下來的觀念是，自由和權威都必須是有限制和有條件的。不忍受限制和義務，拒不承認人民也承擔著義務，不承認與之相關的神聖權利，使他們對政府和自由的觀點陷入混亂。這些抽象理性的影響——我們應該把歐洲革命歸因于它——使一切問題變成了原理和抽象法則的問題。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不管是出於利益還是必然，都訴諸一條原理，結果是，一個錯誤和專斷的政治學說製造了一種錯誤和專斷的倫理法律，廢奴的理論和自由的理論一樣荒謬。
教會則採取了十分不同的方式，它通過使現實融於理想，使自己適應時代和環境而教化人類。它有關基督教自由的理論，與奴隷制本質上是不相容的。奴隷主對於奴隷的權力，是腐敗和罪惡的堡壘之一，最嚴重地阻礙着它的進步。然而使徒們即使在基督教會中也沒有詛咒奴隷制。由基督教帶給這個世界、並作為它的公理之一的世俗自由，並不要求廢除奴隷制。如果人之自由是由於他們照着上帝的形象被創造，他們在多大程度上認識了這一形象，也就在多大程度上擁有了自由。因此，聖保羅指示基督徒奴隷滿足於自己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