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小蘇茜想方設法拿冰淇淋來引誘他，或是死活拽着他去麥當勞——但這些都沒用，她的爸爸可不會像想保住自己的錢那樣想吃冰淇淋。
一年夏天當巴菲特全家去聖西蒙—加州的威廉蘭道夫赫斯特公寓時特別
① 這倒有個例外，據一位保險代理人凱科特爾說，巴菲特的合夥人中有一部分人很擔心巴菲特遭到不測時
會損失自己的投資，於是巴菲特買了一個保險，並命名這些人為受益人。
有趣，巴菲特表示出了他那鮮明的感情。當導遊詳細地介紹着赫斯特在每一件東西上——窗帘、地毯、古董等的花費時，巴菲特聽得煩透了，他抗議道：「請別再告訴我們他是如何花的，說說他是怎麼賺來的！」
巴菲特的金錢似乎從政治的角度上對他有些影響，但絶不是人們平常認為的那種方式。當他變得完全獨立地富有時——大約在
60歲出頭和中間時——他終於宣佈他脫離了父親，得到了政治上的自立。與大多數百萬富翁乃至一般人不同的是，沃倫逐漸形成的政治觀念並非建立在個人的經濟利益基礎上的，而是建立在對規模擴大的社會的恐懼心理上的。在動盪的
60年代他領悟了許多事。
古巴的導彈危機會讓他覺得羞辱，就和廣島一樣。據他的朋友迪克。霍蘭說：沃倫感到有些害怕，他開始對研究導致極端國家主義思想以及如何可以避免戰爭的方法產生了興趣，他總是企圖算出世界發生爆炸的可能性的大小。
在這段時期，巴菲特廣泛地閲讀了伯特蘭。拉塞爾的大量的書籍，並接受了這位和平主義哲學家和數學家的許多國際主義的觀點。作為一個像拉塞爾一樣的不可知論者，他深知自己死亡的必然，他認為這取決於整個社會共同努力來保護這個星球免受如核戰爭之類的危險的威脅。與他那孤立主義和反政府主義的父親不同，沃倫意識到對政府的需要。
在公民權這一熱點問題上也同樣如此，奧馬哈有很多黑人，在住房和許多擇業機會上的種族歧視非常嚴重。霍華德。巴菲特在公民權問題上沒有任何公開的表示，但他作為約翰。伯奇社團的一名熱心成員，他便認為對這一切不用操心。
沃倫則語氣強硬地站在了另一立場上。他停止了奧馬哈扶輪社的活動，主要是因為他對它們種族主義者和人種優劣論表示反對。種族歧視與他對於準則的信仰以及他對中立的尺度的熱衷相衝突，而後者正是他工作的核心。
與此相同，他認為一些富有的人比普通人機遇更好是一種錯誤。
巴菲特還要面對妻子的一種理想主義看法，蘇茜是「美國人組織」的發起人和熱心成員之一。「美國人組織」是由不同宗教信仰和種族的奧馬哈婦女組成的一個團體，它到教堂、學校、俱樂部等地方講述他們所經受的種族偏見。這個小組包括納粹集中營的倖存者，出生在密西西比的黑人等等。蘇茜講述美國上層白人的觀點。
在
6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奧馬哈，「美國人組織」
的確具有冒險精神，蘇茜陣營中的婦女們渴望參加議會。然而巴菲特一家是位於純白人運動盛行的幸福園地區的少數幾家——有時，也許是唯一一家——能定期地在家裡招待黑人的。
由於反對共和黨人對公民權的漠視，沃倫決定脫離父親的政黨成為一名民主黨人士，這對於他來說是邁出了很大的一步。他的父親，同時也是他最好的朋友，正在與癌症做着曠日持久的鬥爭，而共和黨已佔據了他生命的很大一部分。
在
1964年冬天，霍華德忍受着更重的病情。沃倫每天晚上都要去醫院。
一天晚上，「他與霍華德就改變政治立場進行了一場相當艱難的談話」。就像他對查理。芒格所說的，在很多問題上，他不能肯定他的父親是錯誤的，但他不想像霍華德一樣被「意識形態耗盡精力」，（也許為了減緩他父親心理上的痛苦，沃倫直到霍華德去世後才改變了黨派立場，並公開承認了這種轉變）。
到了春天，父親的病癒發惡化了。知道這個消息後，當巴菲特在迪克。霍蘭家的乒乓球比賽中出現時，精神狀態極為不佳，但是他把這壞消息埋在自己心裡。沒過幾天，巴菲特到家時他的女兒覺得他比任何時候都要顯得愁苦。
「他非常沉默，非常悲傷，」她回憶道，「我記得我問他為什麼不去醫院看看，他說 『祖父今天去世了』，然後就上樓去了。」
有
500個悼念者參加了霍華德的葬禮。兩個黨派的同事都緬懷着他的廉正和熱忱。沃倫從始至終都很沉默。然後，他離開了城鎮，沒有告訴朋友們他去何方。
當他回到凱威特廣場後，他在桌子的牆上掛了一張父親放大的相片，但他最好的朋友已離他而去了。
和他父親一樣，沃倫是他的孩子們的道德典範。但是沃倫對孩子們就像一個沒有情感的分析家，如同對他的合夥人一樣。他是一位關懷的父親，而且是一位鼓勵孩子的人，但他不善表露。周六他把蘇茜帶到辦公室裡去，就像他父親曾經帶他一樣，他把足球扔給豪伊幫助彼得輔導數學。
但是他很少和他們談起那些有可能會暴露他情感的話題——例如有關他自己的父母的事等等。
他對小蘇茜十分關懷，但沃倫的兒子們卻多愁善感地覺得自己被他忽略了。豪伊，他的第二個孩子，是個小淘氣包，對父親的這種情感不外露的態度深深失望。「我常常誤解他的語氣，認為他一點都不關心我，」他說，「正是同樣的特點使他合適作一個投資者。他不帶絲毫的感情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