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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前廳裡脫去兔皮短上衣，摘下有護耳的芬蘭帽子，只剩下一雙小高統靴、一條小燈籠褲、一件腰間繫皮帶的法蘭絨上衣，身體顯得那麼渺小，那麼贏弱，好象只有十歲的光景。他一頭厚密的灰白髮十分可畏地向四面八方高高豎起，使他和豪豬相仿；他的那副令人驚奇的眼鏡也顯得十分可畏。他上班的時候，手裡總是拎着兩隻盒子，一盒裝着捲煙紙筒，一盒裝着煙絲，並且時常一邊工作，一邊捲煙：習慣地一邊瞧著一份首都報紙，一邊抓一撮淡黃色煙絲塞進捲煙器裡可以開合的黃銅管中，漫不經心地摸出紙筒，把捲煙器的棲頂在胸部柔和的短衫上，再把銅管插進紙筒中，一按，一支捲煙就輕巧地彈到桌子上。隨後來的是拼版工人和校對員。
拼版工人進來的神態安詳，舉止自如。他非常謙恭有禮，沉默寡言，胸有城府。他出奇的乾瘦，一頭茨岡人那樣的黑髮，橄欖青的面孔，小黑髭鬚，死人一般灰色的嘴唇。他的衣著一向極為整傷，乾淨新嶄，黑褲子，藍上衣，漿過的大領翻在上衣領外面。
我有時在印刷廠裡同他交談幾句，那時他就打破了自己的沉默，深色眼睛平靜地凝視着我，象上了發條的話匣子一樣滔滔不絶。他嗓門不高，總是訴說人間的不平——天下烏鴉一樣黑。校對員時常來，經常是這不懂，那不明白，或者不滿意他校對的那篇文章，時而要求作者解釋，時而要求修改：「請原諒，這兒用詞不太恰當。」他身體肥胖，舉止笨拙，一頭小捲髮。
好象總有點濕潤潤的；神經質和恐懼症害得他身軀慪摟，大家都看得出這是由於他酗酒過度所致。當他彎腰求人解釋時，他屏住充滿酒味的呼吸，用一隻腫得發亮的手遠遠地、哆哆嗦嗦地指着他不明白或他認為不妥的地方。我坐在這個房間裡，心不在焉地修改別人的手稿，常常茫然望着窗外思忖：我自己該寫點什麼，怎樣寫？
如今我又暗暗多了一個苦惱，一個傷心的「無法實現」的願望。這時我重新開始寫作，多半是寫散文，並且重新開始發表作品。可是我考慮的不是我寫作和發表的東西。我想寫的完全不是我能寫和正在寫的，而是我寫不出來的，這個願望使我苦惱。
把生活提供的素材組織成一種真正值得寫的東西，這是多麼難得的幸福，而且要付出多少精力啊！於是我的生活開始日益變成征服這「無法實現」的東西的新的鬥爭，變成對另一種同樣是不可捉摸的幸福的尋求和捕捉，我對這種幸福唸唸不忘，朝思暮想。
中午送來郵件，我走進接待室，又看見阿維洛娃那老是伏案工作的、細心梳整得漂漂亮亮的腦袋，看見她身上所有我覺得可愛的地方：桌子底下她的鮫草鞋發出柔和的光輝，披在她肩上的毛披肩也反射出冬日的閃光。灰濛蒙的冬日映照在窗子上，窗外落着雪，深藍的天空變成一片灰色。我從郵件中挑出一本最新的首都雜誌，迫不及待地把它拆開……契訶夫的新短篇小說！一看見這個名字，我就先大致瀏覽一遍，連開頭也等不及過細看，因為我預感到有一種享受，羡慕得要命。接待室裡出出進進的人愈來愈多，有登廣告的，有一心奢望當作家的形形色色的人。
其中有一個儀表堂堂的老頭兒，圍着一條長毛圍巾，戴一雙毛手套，帶來一包大開的廉價稿紙，上面的標題是：《歌曲和民謡》，字是用鵝毛筆時代最規矩的筆法寫成的。還有一個年紀輕輕、臉頰鮮紅的害羞的軍官，他文稿時，簡短、客氣、明確地請求把他的稿子從頭到尾看一遍，而且發表時無論如何不要透露他的真實姓名。「如果按編輯慣例允許的話，請只用第一個字母。」接軍官之後來的是一位漸近老境的神父，由於激動和穿著皮大衣，他汗水涔涔，他希望用Spectator①的筆名發表他的《鄉村見聞》。
神父之後來的是縣司法機關的一位官員……此人異常整潔，在前廳他慢吞吞地脫下新套鞋、新皮手套、新霍爾科夫大衣、新毛皮高筒帽，原來是個少見的乾瘦、個高、齒大和愛乾淨的人。他拿出一條雪白的手絹揩他的唇髭，揩了差不多半個鐘頭。我以作家的敏鋭的目為貪婪地瞅着他的每一個動作：
「嗯，嗯，瞧他的牙齒沒幾顆，鬍髭一大把……瞧他禿禿的前額象蘋果似的凸出，眼睛閃閃發亮，顴骨上泛出有肺病似的紅暈，腳掌和手掌肥大而扁平，指甲也是又大又圓，那麼他這麼幹淨整潔、慢條斯理、注意儀表是應該的羅！」
早餐前，保姆領着孩子散步回來了。阿維洛娃輕巧地蹲下來，摘下孩子頭上的白羊皮帽，解開白羊皮裏子的藍外衣，吻那張紅樸樸的小臉蛋；孩子想著別的心事，無動于衷地望着別處，任她脫衣，任她親吻。我發現自己在羡慕這一切：孩子怡然自得的懵懂狀態，阿維洛娃做母親的幸福，保姆晚年的安寧。我艷羡那些在生活中有現成的事要做、有事要操心的人們，他們不是在期待，不是在為了所謂寫作這種人類一切事業中最妄誕的事業而去杜撰；我艷羡那些在生活中有簡單、實在、明確的事要做的人們，他們今天把一件事做完，就完全可以心安理得、悠閒自在地過到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