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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退之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其所謂鉤玄提要之書，不特後世不可得而聞，雖當世籍、湜之徒，亦未聞其有所見，果何物哉？蓋亦不過尋章摘句，以為撰文之資助耳。此等識記，古人當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賦《三都》，門庭藩溷，皆著紙筆，得即書之。今觀其賦，並無奇思妙想，動心駴魄，當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謂得即書者，亦必標書志義，先掇古人菁英，而後足以供驅遣爾。然觀書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故古人論文，多言讀書養氣之功，博古通經之要，親師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則其道矣。至於論及文辭工拙，則舉隅反三，稱情比類，如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鍾嶸《詩品》，或偶舉精字善句，或品評全篇得失，令觀之者得意文中，會心言外，其於文辭思過半矣。至於不得已而摘記為書，標識為類，是乃一時心之所會，未必出於其書之本然。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秘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則適當良友乍逢，及新昏宴爾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其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至於纂類摘比之書，標識評點之冊，本為文之末務，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與子，師不得以傳弟。蓋恐以古人無窮之書，而拘於一時有限之心手也。
律詩當知平仄，古詩宜知音節。顧平仄顯而易知，音節隱而難察；能熟於古詩，當自得之。執古詩而定人之音節，則音節變化，殊非一成之詩所能限也。趙伸符氏取古人詩為《聲調譜》，通人譏之，余不能為趙氏解矣。然為不知音節之人言，未嘗不可生其啟悟；特不當舉為天下之式法爾。時文當知法度，古文亦當知有法渡。時文法度顯而易言，古文法度隱而難喻，能熟於古文，當自得之。執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則文章變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歸震川氏取《史記》之文，五色標識，以示義法；今之通人，如聞其事必竊笑之，余不能為歸氏解也，然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嘗不可資其領會；特不足據為傳授之秘爾。據為傳授之秘，則是郢人寶燕石矣。夫書之難以一端盡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詩之音節，文之法度，君子以謂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見，不事穿鑿過求，而偶然瀏覽，有會於心，筆而志之，以自省識，未嘗不可資修辭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見，而謂天下之人，皆當范我之心手焉，後人或我從矣，起古人而問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歟？
○文集
集之興也，其當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謨，官存法令，風詩采之閭裡，敷奏登之廟堂，未有人自為書，家存一說者也。(劉向校書，敘錄諸子百家，皆云出於古者某官某氏之掌，是古無私門著述之徵也。餘詳外篇。)自治學分途，百家風起，周、秦諸子之學，不勝紛紛；識者已病道術之裂矣。然專門傳家之業，未嘗欲以文名，苟足顯其業，而可以傳授於其徒，(諸子俱有學徒傳授，《管》、《晏》二子書，多記其身後事，《莊子》亦記其將死之言，《韓非·存韓》之終以李斯駁議，皆非本人所撰，蓋為其學者，各據聞見而附益之爾。)則其說亦遂止於是，而未嘗有參差龐雜之文也。兩漢文章漸富，為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編入《新書》；(即《賈子書》。唐《集賢書目》始有《新書》之名。)相如詞賦，但記篇目：(《藝文志》、《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次《屈原賦》二十五篇之後，而敘錄總雲，《詩賦》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蓋各為一家言，與《離騷》等。)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有匯次諸體，裒焉而為文集者也。自東京以降，訖乎建安、黃初之間，文章繁矣。然范、陳二史，(《文苑傳》始於《後漢書》。)所次文士諸傳，識其文筆，皆云所著詩、賦、碑、箴、頌、誄若干篇，而不雲文集若干卷，則文集之實已具，而文集之名猶未立也。(《隋志》：「別集之名，《東京》所創。」蓋未深考。)自摯虞創為《文章流別》，學者便之，於是別聚古人之作，標為別集；則文集之名，實仿於晉代。(陳壽定《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雲《諸葛亮故事》，其篇目載《三國志》，亦子書之體。而《晉書·陳壽傳》雲，定《諸葛集》，壽於目錄標題，亦稱《諸葛氏集》，蓋俗誤雲。)而後世應酬牽率之作，決科俳擾之文，亦汎濫橫裂，而爭附別集之名，是誠劉《略》所不能收，班《志》所無可附。而所為之文，亦矜情飾貌，矛盾參差，非復專門名家之語無旁出也。夫治學分而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興，誠偽之判也。勢屢變則屢卑，文愈繁則愈亂。苟有好學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質，因散而求會同之歸，則三變而古學可興。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喪實，二缶猶且以鍾惑，況滔滔之靡有底極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