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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於史學義例、古文法度，實無所解，而久游江湖，恥其有所不知，往往強為解事，應人之求，又不安於習故，妄矜獨斷。如修《汾州府志》，乃謂僧僚不可列之人類，因取舊志名僧入於古蹟。又謂修志貴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則識解漸入庸妄，然不過自欺，尚未有心於欺人也。余嘗遇戴君於寧波道署，居停代州馮君廷丞，馮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時馮氏諸昆從，又皆循謹敬學，欽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則故為高論，出入天淵，使人不可測識。人詢班、馬二史優劣，則全襲鄭樵譏班之言，以謂己之創見。又有請學古文辭者，則曰：「古文可以無學而能。餘生平不解古文辭，後忽欲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寢食者數日，一夕忽有所悟，翼日，取所欲為文者，振筆而書，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遠出《左》、《國》、《史》、《漢》之上。」雖諸馮敬信有素，聞此亦頗疑之。蓋其意初不過聞大興朱先生輩論為文辭不可有意求工，而實未嘗其甘苦。又覺朱先生言平淡無奇，遂恢怪出之，冀聳人聽，而不知妄誕至此，見由自欺而至於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於名教也。
戴君學術，實自朱子道問學而得之，故戒人以鑿空言理，其說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顧以訓詁名義，偶有出於朱子所不及者，因而醜貶朱子，至斥以悖謬，詆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儌倖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運亦當漸替。」此則謬妄甚矣！戴君筆於書者，其於朱子有所異同，措辭與顧氏寧人、閻氏百詩相似，未敢有所譏刺，固承朱學之家法也。其異於顧、閻諸君，則於朱子間有微辭，亦未敢公然顯非之也。而口談之謬，乃至此極，害義傷教，豈淺鮮哉！或謂言出於口而無蹤，其身既歿，書又無大牴牾，何為必欲摘之以傷厚道？不知誦戴遺書而興起者尚未有人，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聖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向在維揚，曾進其說於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於學問文章，互爭不釋，姑緩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實精，似淺而實深也。
戴東原云：「凡人口談傾倒一席，身後書傳，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達之人。」此說雖不盡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勝，或致憤爭傷雅，則知及而仁不能守之為累歟？大約戴氏生平口談，約有三種：與中朝顯官負重望者，則多依違其說，間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見鋒穎，不肯竟其辭也。與及門之士，則授業解惑，實有資益；與欽風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則多為慌惚無據，玄之又玄，使人無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終莫能定。故其身後，縉紳達者咸曰：「戴君與我同道，我嘗定其某書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質成於我，我贊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當日特以依違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門之士，其英絶者，往往或過乎戴。戴君於其逼近己也，轉不甚許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後學向慕，而聞其恍惚玄渺之言，則疑不敢決，至今未能定戴為何如人，而信之過者，遂有超漢、唐、宋儒為孟子後一人之說，則皆不為知戴者也。
○文德
凡言義理，有前人疏而後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思也。古人論文，惟論文辭而已矣。劉勰氏出，本陸機氏說而昌論文心；蘇轍氏出，本韓愈氏說而昌論文氣；可謂愈推而愈精矣。未見有論文德者，學者所宜於深省也。夫子嘗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辭立其誠」，孟子嘗論「知言」「養氣」，本乎集義，韓子亦言，「仁義之途」，「《詩》、《書》之源」，皆言德也。今雲未見論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內外，猶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嘗就文辭之中言其有才，有學，有識，又有文之德也。凡為古文辭者，必敬以恕。臨文必敬，非修德之謂也。論古必恕，非寬容之謂也。敬非修德之謂者，氣攝而不縱，縱必不能中節也。恕非寬容之謂者，能為古人設身而處地也。嗟乎！知德者鮮，知臨文之不可無敬恕，則知文德矣。
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於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於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此說前人已言。)諸賢易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是則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聖門之論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道大矣。今則第為文人，論古必先設身，以是為文德之恕而已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