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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易》、《書》、《詩》、三《禮》、三《傳》合為九經，取士。《禮記》、《左傳》為大經，《毛詩》、《周禮》、《公羊》為中經，《周易》、《尚書》、《儀禮》、《榖梁》為小經。以經文多少分大中小三等，取士之法不得不然。開元八年，國子司業李元上言：「三《禮》、三《傳》及《毛詩》、《尚書》、《周易》等，並聖賢微旨，生人教業。……今明經所習，務在出身。咸以《禮記》文少，人皆競讀。《周禮》經邦之軌則，《儀禮》莊敬之楷模；《公羊》、《榖梁》，歷代宗習。今兩監及州縣，以獨學無友，四經殆絶。事資訓誘，不可因循。」開元十六年，楊瑒為國子祭酒，奏言：「今明經習《左氏》者十無二三。……又《周禮》、《儀禮》、《公羊》、《榖梁》殆將絶廢，……請量加優獎。」據此二說，則唐之盛時，諸經已多束閣。蓋大經，《左氏》文多於《禮記》，故多習《禮記》，不習《左氏》。中、小經，《周禮》、《儀禮》、《公羊》、《榖梁》難於《易》、《書》、《詩》，故多習《易》、《書》、《詩》，不習《周禮》、《儀禮》、《公羊》、《榖梁》。此所以四經殆絶也。唐帖經課試之法，以其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專考記誦，而不求其義，故明經不為世重，而偏重進士。宋初因唐明經之法，王安石改用墨義，是為空衍義理之始，元、明經義時文之濫觴。
漢熹平刊《石經》之後，越五百餘年，而有唐開成《石經》。此一代之盛舉，群經之遺則也。惟唐不重經術，故以文宗右文之主，鄭覃以經術位宰相，而所刊《石經》，不滿人意，史臣以為名儒不窺。當時並無名儒，窺不窺無足論；而自熹平《石經》散亡之後，惟開成《石經》為完備；以視兩宋刻本，尤為近古。雖校刊不盡善，豈無佳處足證今本之訛脫者。顧炎武考監本《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胥授綏」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可據以補。此開成《石經》有功經學之一證也。顧又考出唐《石經》誤字甚夥，實不盡屬開成原刻。一經乾符之修造，再經後樑之補刊，三經北宋之添注，四經堯惠之謬作。其中誤字，未可盡咎唐人。精審而詳究之，亦治經之一助也。
唐人經說傳今世者，惟陸淳本啖助、趙匡之說，作《春秋纂例》、《微旨》、《辨疑》。謂：左氏，六國時人，非《論語》之丘明；雜采諸書，多不可信。《公》、《榖》口授，子夏所傳；後人據其大義，散配經文，故多乖謬，失其綱統。此等議論，頗能發前人所未發。惟《三傳》自古各自為說，無兼采《三傳》以成一書者；是開通學之途，背顓門之法矣。史徵《周易口訣》，成伯玙《毛詩指說》，韓、李《論語筆解》，皆寥寥短篇，無關閎旨。惟李鼎祚《周易集解》多存古義；後人得以窺漢《易》之大略，考荀、虞之宗旨，賴有此書。
唐人經學有未可抹殺者，《說郛》令狐澄《大中遺事》云：「大中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春秋左傳》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丘明為魯史載述時政，惜忠賢之泯滅，恐善惡之失墜，以日系月，修其職官，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其《春秋》，則明白而有識；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夫子所以為經，當以《詩》、《書》、《周易》等列；丘明所以為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取二義乖刺不侔之語，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不周，宛章有所未一。」孫光憲《北夢瑣言》，亦載此說。案自漢後，《公羊》廢擱，《左氏》孤行，人皆以《左氏》為聖經，甚且執杜解為傳義。不但《春秋》一經，汨亂已久；而《左氏》之傳，受誣亦多。孔疏於經傳不合者，不雲傳誤，反雲經誤。劉知幾《史通》，詆毀聖人，尤多狂悖。皆由不知《春秋》是經，《左氏》是史。經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貶之文；史據事直書，無特立褒貶之義。體例判然不合，而必欲混合為一。又無解于經傳參差之故，故不能據經以正傳，反信傳而疑經矣。陳商在唐時無經學之名，乃能分別夫子是經、丘明是史，謂杜元凱參貫二義非是，可謂千古卓識。謂《左傳》非扶助聖言，即博士雲「左氏不傳《春秋》」之意也；非緣飾經旨，即范升雲「左氏不祖孔子」之說也。治《春秋》者，誠能推廣陳商之言，分別經是經，《左氏》是史，離之雙美，毋使合之兩傷，則不至誤以史視《春秋》，而《春秋》大義微言可復明於世矣
八、經學變古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