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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漢經學盛于前漢者，有二事。一則前漢多專一經，罕能兼通。經學初興，藏書始出，且有或為《雅》、或為《頌》，不能盡一經者。若申公兼通《詩》、《春秋》，韓嬰兼通《詩》、《易》，孟卿兼通《禮》、《春秋》，已為難能可貴。夏侯始昌通五經，更絶無僅有矣。後漢則尹敏習歐陽《尚書》，兼善《毛詩》、《榖梁》、《左氏春秋》；景鸞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又撰《禮內外說》。何休精研六經，許慎五經無雙，蔡玄學通五經。此其盛于前漢者一也。一則前漢篤守遺經，罕有撰述。章句略備，文采未彰。《藝文志》所載者，說各止一二篇，惟《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為最夥。董子《春秋繁露》，志不載。韓嬰作《內外傳》數萬言，今存《外傳》。後倉說《禮》數萬言，號曰《後氏曲台記》，今無傳者。後漢則周防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景鸞作《易說》及《詩解》，又撰《禮略》，及作《月令章句》，著述五十餘萬言。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訓注《孝經》、《論語》，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榖梁廢疾》。許慎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賈逵集《古文尚書同異》三卷，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馬融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此其盛于前漢者二也。風氣益開，性靈漸啟；其過于前人之質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其不及前人之質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至鄭君出而遍注諸經，立言百萬，集漢學之大成。
《漢書•儒林傳》贊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訖于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寢盛，支葉繁滋。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大師眾至千餘人，蓋祿利之路然也。」案經學之盛，由於祿利，孟堅一語道破。在上者欲持一術以聳動天下，未有不導以祿利而翕然從之者。漢遵《王制》之法，以經術造士，視唐、宋科舉尚文辭者為遠勝矣。大師眾至千餘人，前漢末已稱盛；而《後漢書》所載張興著錄且萬人，牟長著錄前後萬人，蔡玄著錄萬六千人，樓望諸生著錄九千餘人，宋登教授數千人，魏應、丁恭弟子著錄數千人，姜肱就學者三千餘人，曹曾門徒三千人，楊倫、杜撫、張玄皆千餘人，比前漢為尤盛。所以如此盛者，漢人無無師之學，訓詁句讀皆由口授；非若後世之書，音訓備具，可視簡而誦也。書皆竹簡，得之甚難，若不從師，無從寫錄；非若後世之書，購買極易，可兼兩而載也。負笈雲集，職此之由。至一師能教千萬人，必由高足弟子傳授，有如鄭康成在馬季長門下，三年不得見者；則著錄之人不必皆親受業之人矣。
孟堅雲「大師眾至千餘人」，學誠盛矣；「一經說至百餘萬言」，則漢之經學所以由盛而衰者，弊正坐此，學者不可以不察也。孟堅于《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案兩漢經學盛衰之故，孟堅數語盡之。凡學有用則盛，無用則衰。存大體，玩經文，則有用；碎義逃難，便辭巧說，則無用，有用則為人崇尚，而學盛；無用則為人詬病，而學衰。漢初申公《詩》訓，疑者弗傳；丁將軍《易》說，僅舉大誼；正所謂存大體、玩經文者。甫及百年，而蔓衍支離，漸成無用之學，豈不惜哉！一經說至百餘萬言，說五字至二三萬言，皆指秦恭言之。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誼，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後漢書》云：「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文，增師法至百萬言。」延君近君是一人，其學出小夏侯。小夏侯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採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譏其破碎。是小夏侯本碎義逃難之學；恭增師法，益以支蔓。故愚以為如小夏侯者，皆不當立學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