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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議禮、制度、考文，皆以經義為本。後世右文之主，不過與其臣宴飲賦詩，追《卷阿》矢音之盛事，未有能講經議禮者。惟漢宣帝博征群儒，論定五經于石渠閣。章帝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為曠世一見之典。《石渠議奏》今亡，僅略見于杜佑《通典》。《白虎通義》猶存四卷，集今學之大成。十四博士所傳，賴此一書稍窺崖略。國朝陳立為作《疏證》，治今學者當奉為瑰寶矣。章帝時，已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榖梁》、《左氏春秋》，而《白虎通義》采古文說絶少，以諸儒楊終、魯恭、李育、魏應皆今學大師也。靈帝熹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于石碑。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取則焉。尤為一代大典。使碑石尚在，足以考見漢時經文。惜六朝以後，漸散亡，僅存一千九百餘字于宋洪氏《隷釋》。有《魯詩》、小夏侯《尚書》、《儀禮》、《公羊春秋》、《魯論語》，蓋合《易》為六經。而五經外增《論語》，《公羊春秋》有傳無經，漢時立學官本如此。宋蓬萊閣刻石又壞；今江西南昌、浙江紹興兩府學重刻，止有六百七十五字，與世傳古文經字多不同。漢石經是隷書，非魏三體石經；是立於太學門外，非鴻都門。前人說者多誤，詳見杭世駿《石經考異》、馮登府《石經補考》。
王充《論衡》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于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製作，垂遺于漢。」案王仲任以孔子製作垂遺于漢，此用《公羊春秋》說也。《韓敕碑》云：「孔子近聖，為漢定道。」《史晨碑》云：「西狩獲麟，為漢製作。」歐陽修以漢儒為狹陋，孔子作《春秋》，豈區區為漢而已哉！不知聖經本為後世立法，雖不專為漢，而繼周者漢，去秦閏位不計，則以聖經為漢製作，固無不可。且在漢當言漢；推崇當代，即以推崇先聖。如歐陽修生於宋，宋尊孔子之教，讀孔子之經，即謂聖經為宋製法，亦無不可。今人生於大清，大清尊孔子之教，讀孔子之經，即謂聖經為清製法，亦無不可。歐公之言何拘閡之甚乎！漢經學所以盛，正以聖經為漢製作，故得人主尊崇。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實聖經通行萬世之公理。或疑獲麟製作，出自讖緯家言；赤鳥端門，事近荒唐，詞亦鄙俚；《公羊傳》並無明說，何休不應載入《解詁》。然觀《左氏傳》「其處者為劉氏」，孔疏云：「插注此辭，將以媚世。明帝時，賈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竊謂前世藉此欲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說耳。」據疏，是後漢尚讖記；不引讖記，人不尊經。而《左氏》家增竄傳文，《公羊》家但存其說于注，則《公羊》家引讖之罪視《左氏》家當未減矣。
後漢取士，必經明行修；蓋非專重其文，而必深考其行。前漢匡、張、孔、馬皆以經師居相位，而無所匡救。光武有鑒於此，故舉逸民，賓處士，褒崇節義，尊經必尊其能實行經義之人。後漢三公，如袁安、楊震、李固、陳蕃諸人，守正不阿，視前漢匡、張、孔、馬大有薰蕕之別。《儒林傳》中所載如戴憑、孫期、宋登、楊倫、伏恭等，立身皆有可觀。范蔚宗論之，以為：「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顧炎武以范氏為知言，謂：「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于東京者。」然則，國家尊經重學，非直肅清風化，抑可搘拄衰微。無識者以為經學無益而欲去之，觀于後漢之時，當不至如秦王謂儒無益人國矣。
